彭德怀正式成为红军高级指挥员的标志性事件发生在1928年6月的“平江起义”。当时，彭德怀是湘军团长，在革命低潮时期，他带领部队毅然起义，前往井冈山，成为红5军军长兼第13师师长。可以说，他已经是我军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而林彪此时的职务只是红4军的一名营长，而且刚刚从连长晋升上来的。

到了1930年8月，中央苏区的红军开始扩编为红一方面军，旗下设有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这时方面军总部的领导人名单已经确定。那时候林彪的职务是什么呢？他成为了红一军团的主力——红4军的军长，这一职务是他连破几次格提拔而来的。因此，在红军的早期阶段，朱德和彭德怀已经形成了“正、副总司令”的领导格局。

至于红三军团长的职务，这通常是由方面军的最高领导人兼任的，因为两个军团的活动通常是分开的。而林彪的职务仅仅是红4军的军长，红4军之上还有军团、方面军两级建制。

1932年，林彪晋升为红一军团的军团长，而朱德则免去了兼任的职务。尽管彭德怀的职务没有变化，但他当时也被选为“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在四渡赤水的过程中，由于红军经常进行远距离的奔袭，队伍中的指战员感到非常疲惫，也不太理解领导的决策。林彪曾写信给彭德怀，请求他“出来指挥”。这一事件，历史爱好者可以仔细探究，因为它导致了毛泽东和彭德怀之间多年的误会。

在长征的最艰难时期，即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分开北上的阶段，中央红军主力14,000余人临时整编为陕甘支队。由于朱德正在随四方面军行动，所以由彭德怀担任了陕甘支队司令员，而毛泽东担任政委。

到了1937年，陕北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时，彭德怀在党内的职务已是“政治局委员”（1936年补选），而军职则是八路军副总指挥（后改为第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不久之后，朱德和彭德怀带领八路军的三个师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林彪当时只是第115师的师长。

1940年5月，朱德返回延安后，我方内部成立了八路军“前方指挥部”，由彭德怀担任总指挥，全权指挥八路军各部在华北前线抗日。尽管林彪因为伤势已经不在前线，但在理论上仍是彭德怀的部下。著名的关家垴战役期间，彭德怀曾因不满129师师长刘帅的表现而发火，甚至威胁要“取消番号”，这清楚地显示了当时上下级的关系。

抗战胜利后，情况相当特殊。那时，我军尚未统一改称为“人民解放军”，依然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为全军总部，对外仍称延安总部，朱德为总司令，彭德怀为副总司令，林彪的新职务则是山东军区司令员。

1947年3月24日，延安总部第一次正式使用“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名称，取代了原来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总部名号。总部领导层基本保持不变，朱德继续担任总司令，彭德怀担任副总司令，并且分任中央军委副主席。

在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作战中，彭德怀以解放军副总司令、军委副主席的身份，兼任西北野战兵团司令员，也就是未来的西北野战军和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值得注意的是，彭德怀始终承担着军政双重责任。

我军的大原则是“党指挥枪”，这一点与敌方有所不同，各级首长所指挥的兵力多少，并不完全与军政级别挂钩。例如，在淮海战役期间，华东野战军有42万兵力，而中原野战军只有14万兵力，但总前委书记却由中野的邓小平担任，这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在解放战争中，彭德怀指挥的部队数量显然低于林彪。这是因为两大战区和野战军的情况截然不同，西北地区人口稀少，土地贫瘠，不论敌我，部队数量都受到限制。即使是号称“西北王”的胡宗南，他手下的兵力也只有20多万，剩余的兵力被调往华北和豫西。

同样，西北野战军从最初的28,000人起步，经过不断发展，到1949年初，人数也不过155,000人，而第一野战军有35万人，那是接收了华北军区的两个兵团之后的结果。华东野战军的司令员兼政委陈毅，调任中野时只能屈居为第一副司令员，而副司令员粟裕虽然战功卓著，但仍然只能授予大将军衔。

尽管如此，这并不改变彭德怀始终是林彪的上级这一事实，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军内，彭德怀的地位都比林彪高。历史上，只有少数几位老帅，如朱德、彭德怀、贺龙、陈毅、徐向前等，才被习惯性地称为“老总”，而林彪则不应如此称谓。如果单单因为兵力多就可以高人一等，那岂不是将张某焘之类的人也能称为“老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