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荣去世后，赵匡胤与魏仁浦迅速对禁军和核心节镇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清洗，这一举措为赵匡胤后来的夺权铺平了道路。事实上，如果不是这一番大刀阔斧的调整，赵匡胤的篡位之路恐怕也不会如此顺利。与柴荣亲近、忠于其的势力几乎都被派往了外地，其中，柴荣的亲弟弟柴贵便被调任至虢州担任防御使。赵匡胤则得以升任宋州节度使，而慕容延钊则掌控了亶州。两者都位于汴京周边的关键区域，实际上已将政权牢牢掌控。

虽然柴荣在军队的布局看似有些不合时宜，但实际上也无可奈何。殿前司的扩展，正是柴荣亲自策划的，他在选人时也将重要的位置交给了赵匡胤，导致赵匡胤的亲信渐多，这在当时也不算什么异常。柴荣深知赵匡胤是自己多年的心腹，但由于赵匡胤的资历尚浅，他才将其提拔为点检职位。由于资历不足，赵匡胤的威望也较为有限，要在朝堂上完全控制局面，显然难度重重。但柴荣的逻辑是，资历浅的心腹更容易辅佐一个年轻的主公，所以他并未过多担忧，反而将与赵匡胤关系不和的袁彦派往外镇，这也是他对更新换人政策的一种体现。

柴荣的失误，真正出现在宰相人选上。魏仁浦、范质和王溥是明朝的三大宰相，柴荣在任期内曾安排魏仁浦兼任宰相，而原本的首相范质与副相王溥，则继续掌管枢密院事务。这种安排无疑是为了保持制衡与合作，理论上来说，这三位宰相的存在，能够有效地限制赵匡胤的权力。尽管赵匡胤是点检，但在没有枢密院的支持下，他根本无法调动军队。然而，柴荣在去世前却选择了王著接任宰相，结果被范质所抵制。范质本是王溥的支持者，而王溥与赵匡胤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因如此，当契丹入侵时，王溥推荐赵匡胤带兵领战，这才让赵匡胤获得了统兵的机会。范质激动地握住王溥的手，也暗示了其中某些隐情。

柴荣最大的失误在于他虽能亲自掌控两支军队，却没有为这种局面建立长期的制度保障，也没有为接班人创造出能有效控制军队的机制。他试图让韩通接管军队的想法，显然过于理想化，未能考虑到这一过渡期的现实困难。柴荣死前，军事与文官体系的不平衡也埋下了祸根。文官系统的弱势，导致他无法在两军之间扮演中立的角色，最终没有有效地平衡军权。如果柴荣当时能够在继位之初就着力扩充文官体系，进行军队和文官的长期轮换，避免任何一方抱团，那即使是年轻的主公，也能在一定时间内稳定政权。

假如柴荣不早逝，他绝对有潜力成为与秦始皇、汉武帝并列的伟大帝王。他不仅成功地夺取了后周政权，还依赖赵普的战略思想，错过了继续拓展国土的绝佳时机。赵匡胤和赵普的战略眼光短浅，他们没有延续柴荣的遗志，反而把战略重心从北方转移到南方，导致了辽国得以喘息和恢复。赵匡胤在初期采取了杯酒释兵权等权谋手段，使得军队的战斗力大大削弱。面对辽国的第一次大战失利，赵匡胤甚至有过临阵脱逃的行为，最终也导致了长期的屡战屡败，积弱的局面难以扭转。

赵匡胤和赵二兄弟无论如何也无法与那些真正的雄才大略帝王相比，甚至无法与一些未能统一天下的开国皇帝相提并论。两宋政权虽然在表面上与辽、金、西夏等民族势力并列，但实际上不过是割据的王朝，与之前的北魏等少数民族政权相比，并无显著优势。赵匡胤的军事才能不容忽视，但所有这一切都建立在柴荣的基础之上。柴荣若在世，各国已被征服，统一只是一场时间的游戏。他深知战略的重要性，早有计划趁辽国内乱时一举拿下燕云十六州，但命运却未能成全他。如果天公作美，华夏历史或许会进入一个新的强盛时代。

从整个历史来看，柴荣的英年早逝，直接导致了汉族失去了重振汉唐雄风的机会。这一悲剧不仅仅是国家的损失，也是整个民族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