鄞县（现鄞州区）位于浙江东部沿海，历史上这个地方经历了多个变迁。先秦时期，它是越国的一部分，秦代设立了鄞县。到隋唐时期，鄞县的区域曾分别并入“大句章”和“大鄮县”。五代时期，鄮县更名为鄞县，直到北宋初期，鄞县的行政区划才趋于稳定，逐渐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地理边界。

在989年，即北宋端拱二年，鄞县迎来了历史上首位进士——杨说的诞生。自此，鄞县逐渐成为名副其实的科举大县。从这一年开始，直至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鄞县共计出了1205位进士，其中1174人是文进士，31人是武进士。按朝代划分：宋代730人（其中北宋129人，南宋601人），元代7人，明代306人（其中297人文进士，9人武进士），清代162人（其中150人文进士，12人武进士）。

根据清雍正《浙江通志》和民国《重修浙江通志稿》统计，北宋至清代，宁波市境内出过2478位进士，其中鄞县有1030人，占了宁波进士总数的40%。与全省14126人相比，鄞县的进士人数约占全省的七分之一。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鄞县的进士数量在宋代尤为突出，尤其是南宋时期，进士人数高达601人，占鄞县历代进士总数的一半以上。这一现象引人深思，为什么在北宋时期，鄞县没有进士问世，而南宋之后却迎来如此激增的进士数量？分析后，我们发现这其中有几个重要原因。

首先，北宋之前，鄞县一直处于吴越国的治理之下，且行政区域不断调整。直到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年），明州及其辖下的鄞县才正式归入宋朝，县域才得以稳定。尽管科举制度自隋朝开始已经有374年的历史，但鄞县直至南宋才迎来首位进士。

其次，鄞县地处长江流域的下游，是一个相对偏远的地方，经济文化较为落后。宋代之前，这里几乎可以称得上“文化荒漠”，并未产生什么杰出的文化人物。例如，《全唐诗》共收录了近五万首诗，但其中几乎找不到鄞县籍的诗人。两晋的“永嘉之乱”和唐末的“安史之乱”，以及北宋“靖康之乱”后大量中原人口的南迁，使得鄞县逐渐接纳了大量来自中原的知识精英，成为了浙东地区文化和学术交流的重要窗口。

不过，鄞县的教育事业真正起飞是在王安石担任鄞县知县时。1044年，王安石开始在鄞县推行全民教育，创立了官方学校，改变了当地文化的面貌。他将一座破庙改建为县学，吸引了200多名学生。著名的“庆历五先生”——杜醇、杨适、王致、王说和楼郁，也在王安石的邀请下，为县学授课，从而推动了鄞县文化的复兴。北宋时期，鄞县便诞生了129位进士。

王安石提倡的“田家有子皆习书，士儒无人不织麻”的教育理念，也深刻影响了鄞县的文化传统，形成了鄞县人重文尚礼、崇信重义的地方精神。

进入南宋后，随着临安（今杭州）成为都城，鄞县迎来了历史上的文化高峰。大量来自北方的士族、望族及其他知识分子迁移至浙东，鄞县成为文化和教育的繁荣地。由此，鄞县逐渐积淀了“读书做官、治国安民”的文化传统，成为了科举盛地。

在南宋时期，鄞县涌现出大量人才，进士数量激增，几乎占了全国进士总数的三十分之一。鄞县因此被誉为“东南邹鲁”，成为中国历史上进士最多的地区之一。这个时期，鄞县不仅产生了6位状元，还涌现出了众多大臣，其中包括史浩、史弥远、史嵩之、魏杞、楼钥和郑清之等重要人物。

在我国1300年的科举历史中，共有592位状元，浙江省出过60位状元，鄞县便占了其中的6位。下面简要介绍几位南宋时期的状元：

张孝祥（1132年—1170年），字安国，号于湖居士，虽然出生在安徽和县，但因父亲随赵构南迁至鄞县，张孝祥也在鄞县度过了少年时光。张孝祥才气过人，早年便与陆游、秦埙等人共同参加省试，最终在殿试中被高宗钦点为状元。张孝祥后来在政府担任多个重要职务，直至去世。任职期间，他关注民生，勤政爱民，广受百姓爱戴。

姚颖（1149—1183），字洪卿，号苍辰，鄞县姚家浦（今鄞州区云龙镇）人，天赋极高，5岁便能识字，10岁便能作文。姚颖在1178年中状元，成为南宋一位杰出的政治人物。姚颖为人低调，身世显赫的他在担任官职期间，致力于政务，处理案件公正，但可惜英年早逝，享年34岁。

傅行简（1168年—不详），字居敬，鄞县西河街人，因父丧未满三年而未参加殿试，成为首位因特殊原因直接中状元的进士。傅行简大部分时间担任文职工作，担任过秘书省的多个职务。虽官职不高，但他为鄞县的文风增光添彩，留下了两首诗。

袁甫（1174年—1240年），字广微，号蒙斋，鄞县鉴桥人，南宋时期最杰出的政治人物之一。袁甫在任职期间，屡屡建功立业。特别是在湖州任职时，设立婴儿局收养孤儿，致力于水利建设、灾民救济等，深受百姓爱戴。

鄞县作为文化教育的重要发源地，其历史与文化成就一直备受后人推崇。这片土地，经过数百年的发展与积淀，成就了众多伟大的文化人物，并留下了璀璨的历史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