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79年，距康熙初登大宝已经快二十年。那时，康熙皇帝面临着国家一项颇为严峻的财政难题。在这一年举行的殿试中，他出了一道颇具深意的考题，题目简单却充满挑战，内容如下：

“我大清如今面临铜钱短缺，诸位可有何解决之策？”

或许有人会疑惑，中国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为何在清朝时期却开始喊铜钱不够用呢？原因其实很简单，尽管我国土地广阔，但某些资源并非真正充足，铜便是其中之一。尤其是在清朝初期，科学技术尚不发达，能够开采的铜矿往往有限，且大多数都集中在那些早已被发现、易于开采的地方。铜不仅是制造金属物品的主要材料，也是铸造货币不可或缺的原料。从清朝建立初期开始，顺治帝便力求不加重赋税，因此国家的财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通过铸造铜钱来解决资金短缺的问题。

然而，铜矿资源的稀缺让清朝的统治者们深感困扰。为了应急，康熙时期曾积极从外部进口铜矿。而当时最主要的铜贸易伙伴正是日本。

为什么是日本呢？

首先，日本的铜矿资源丰富，且铜的质量上乘。清朝历史记录表明，进口的铜多为“紫铜”，这种铜即便是放到今天依旧被认为是高质量的金属。康熙年间，清朝从日本进口的铜矿数量庞大，每年进口的铜矿量常常以百万斤计，有时甚至高达七百多万斤。

其次，地理位置的便利性也是关键因素。日本距中国较近，通过水路运输不仅成本低廉，而且高效，极大地促进了两国间的铜贸易。虽然其他国家也拥有丰富的铜矿资源，但像日本这样能够和清廷保持长期稳定铜矿交易的，实属罕见。

那么，既然日本有如此丰富的铜矿资源，为什么清朝初期的统治者们没有采取长期解决之策，确保自给自足呢？

其实并非没人提出过此问题。康熙年间，海军名将施琅就曾向康熙建议过，要警惕日本的铜矿外流问题，并建议对日本采取行动，防止潜在威胁。但康熙并未采纳这一建议，未曾对日本采取过激行动。到了雍正时期，他的亲信李卫也曾提出过类似的担忧，但雍正依然没有采纳激烈手段。

这背后有两个主要原因：

第一，地理隔海之隔的优势。虽然日本的军事力量相对较弱，但由于两国间隔海相望，这一自然屏障成了阻碍直接军事行动的巨大障碍。在古代，跨海作战极其危险，任何一方轻率行动都可能造成严重后果。历史上，元朝曾派遣大军打击倭寇，结果却因海上天气的阻挠导致损失惨重。因此，古代国家之间的海上战争充满了不确定性和极高的风险。

第二，清朝的政权并非中原土著。爱新觉罗氏的统治虽延续了几个世纪，但其根基依然不如明朝那般稳固，面对国内外多方压力，康熙及其继任者并未轻易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即便康熙具有宏图大略，也深知稳定政权是当务之急。换作是康熙，能保得住现有的局面，已是困难重重，贸然出兵或许会引发不必要的混乱。

康熙期间，他确实努力寻找替代铜矿进口的方式。经过多年的探索，终于在云南发现了潜在的铜矿资源，然而，这片土地的开发并非一帆风顺。由于云南当地存在强大的利益集团，他们并不愿意将这块“肥肉”交给清廷控制。当地的许多利益分子故意隐瞒矿产资源的真正状况，有时甚至伪造报告，令清廷无法及时发现矿藏的丰富程度。

更糟糕的是，这些地方利益集团不仅采取了隐瞒铜矿的策略，还通过私自开采和倒卖铜矿获取巨大利润，进一步加剧了康熙朝在这一问题上的困境。直到康熙意识到真相时，他才开始派遣亲信进行治理，但云南的复杂局面和地方势力的抗拒使得这一问题一直未能得到根本解决。

雍正继位后，对云南的管理方式发生了改变。早在康熙时，雍正就亲自参与了政务，对地方治理有着深刻的了解。因此，在他成为皇帝后，他迅速调整了云南的管理机制，任命了得力的官员高其倬担任当地总督，且将他信任的鄂尔泰和李卫派往云南亲自督办。

经过多年的努力，雍正终于成功稳定了云南局势，并深挖铜矿资源。据史料记载，雍正所开采的云南铜矿产量远超预期，每年可开采约三百万斤，甚至一度达到了四百万斤。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产量不断提升。到了乾隆年间，云南的铜产量达到了一个惊人的高峰，甚至占据了全国铜产量的80%以上。

由此可见，雍正对云南的重视并非偶然，而是深思熟虑的战略决策。云南不仅成为清朝铜矿的主要来源，也确保了清廷不再依赖日本的铜矿进口。通过对云南资源的合理开采，清廷解决了长期困扰他们的铜钱问题。

最后，有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尽管铜钱不像纸币那么容易损坏，为什么清朝每年仍然需要如此大量的铜矿来铸钱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也许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清廷在财政上的“永不加赋”的底气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