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正月二十二，恰逢729年前的这一天，也就是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正月二十二，年届八旬的薛禅皇帝忽必烈驾崩。

忽必烈是在正月初一新年当天开始发病，因此当时还特别免去了群臣的正旦朝贺仪式。到了正月十九，他的病情急剧恶化，然而直到正月二十二那天，他却突然猝死，令人震惊。

为何称忽必烈的去世为猝死呢？原因在于，从初一生病到十九病重，再到二十二去世，整整二十余天的时间里，他始终没有明确指定继承人，也未曾与身边大臣讨论过继承问题，甚至没有留下丝毫的遗言。

当时忽必烈已届八十高龄，这在历代皇帝中是极为罕见的高寿，理应早做继承安排。但他竟然一直未定继承人，这点无疑引发了外界的极大疑惑。

如果说元成宗铁穆耳临终前近两个月未安排继承人，是因为他年仅四十三岁，还算年轻且充满自信，有充分理由抱持乐观态度；但忽必烈已是八十高龄，仍对自己的身体抱有蜜汁自信，实在难以理解。

那么，忽必烈心中是否已有心仪的继承人选呢？答案显然是有的。

这人正是从小被他亲自养育在身边的嫡长孙——晋王甘麻剌。

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十二月初十，皇太子真金驾崩，时年已七十一岁的忽必烈对推行汉法的态度开始转为消极，因此没有再册立新的皇太子。但他逐渐重用年仅二十三岁、自幼贴身培养的嫡长孙甘麻剌。

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忽必烈派出年仅二十四岁的甘麻剌前往漠北镇守，守卫抵御窝察联军的前沿战区，接受战争的磨练。

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时年二十八岁的甘麻剌获祖父封授一等兽纽金印梁王，调往云南镇守。

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三十岁的甘麻剌被封为晋王，接替叔叔北安王那木罕，统领漠北，管辖太祖四大斡耳朵、军马及达达国土。忽必烈还将北安王府合并入晋王府，设置了内史府，加强了对该地区的统治。

祖父的厚爱，使得甘麻剌在至元末年成为皇室嫡系中身份最高、权势最盛的亲王。

相比之下，后世误以为是皇太孙的母弟铁穆耳，直到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才首次在政坛露面，当时年仅二十四岁，与玉昔帖木儿一同镇压辽东叛王乃颜。

至元三十年（1293年），二十九岁的铁穆耳才被派往漠北，替代受批评的伯颜，依然由玉昔帖木儿辅佐。

甘麻剌早在二十八岁时已是一级亲王，而铁穆耳直到二十九岁仍是无王爵的“光头诸王”。其好友玉昔帖木儿甚至曾申请将真金太子的皇太子信宝授予铁穆耳。

正因如此，许多人误以为忽必烈是把继承人意向寄托于铁穆耳，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读。

忽必烈赐给铁穆耳皇太子信宝，只是为了提升他尚未封王、无王印、资历较浅的身份威望，使他更能服众，并非正式册封为皇太孙。

皇太子信宝的赐予，没有伴随正式的诏书册封，也未有昭告天下和建立太孙班底的程序，因此说忽必烈立铁穆耳为皇太孙，缺乏确凿的史料依据。

忽必烈六月二十一日赐予铁穆耳皇太子信宝，其意义和后铁穆耳赐给侄子海山皇太子信宝类似，都是提升身份的象征，类似戏曲中皇帝赐予钦差大臣的天子剑，而非继承人的正式确认。

紧接着，七月初五，忽必烈又命皇曾孙松山（甘麻剌的庶长子）出镇云南，并将甘麻剌的一等梁王印赐予松山。

这意味着，当铁穆耳还是光头诸王时，其兄甘麻剌和侄子松山都已成为一等亲王，分别镇守帝国南北重地。

当时忽必烈的嫡孙仅有真金太子长子甘麻剌和三子铁穆耳，以及忙哥剌之子阿难答、按檀不花；嫡曾孙则有真金次子答剌麻八剌的儿子海山、寿山；庶曾孙中唯有甘麻剌的庶长子松山和答剌麻八剌的庶长子铁木哥。

四个嫡孙中，只有甘麻剌获得一等兽纽金印晋王封号，阿难答继承二等螭纽金印安西王；四个嫡庶曾孙里，只有甘麻剌的庶子松山拥有一等兽纽金印梁王，其余如海山、寿山、铁木哥均是光头诸王。

正如历史学者猴格所说，仅凭忽必烈晚年对嫡长孙甘麻剌一系的厚待，他心中真正倾向的继承人必然是甘麻剌。否则，在嫡庶分明的蒙古皇室，他为何要格外抬举一个庶曾孙？这无疑是为了扶持嫡长孙甘麻剌。

同年十月二十九，甘麻剌的嫡长子也孙铁木儿（即后来的泰定帝）出生于晋王府。

上述嫡系子孙均出自忽必烈的察必皇后。察必皇后于至元十八年（1281年）去世，随后至元二十年（1283年），忽必烈册立南必为皇后，南必生有儿子铁蔑赤。

根据蒙古旧俗，拥有皇后称号的皇子均为嫡子，因此铁蔑赤也具备继承权，但他年龄尚幼，即便生于至元二十年，至至元三十一年也仅十一岁。在元朝前期，这样的年龄几乎难以登上帝位。

然而，南必皇后并非甘心屈居人下，忽必烈对这位年轻皇后的宠爱也使她的权势日益强大，频频干预朝政。据记载，“时世祖春秋高，颇预政，相臣常不得见帝，辄因后奏事焉。”可见南必皇后在政事上颇有影响力，而皇太子真金的郁郁病亡，也难免与南必皇后的干涉有关。

虽说自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真金太子去世后，史料中便鲜有南必皇后的踪影，但这并不意味着她真正销声匿迹，极可能是因后来成宗铁穆耳势力掌控朝政，刻意删除了相关记载。

蒙古旧俗规定，大汗驾崩后，应由大皇后监国，召集诸王举行丧礼并推举新汗。

但奇怪的是，史料显示忽必烈去世后，并非其遗孀大皇后南必执掌政权，而是他的儿媳太子妃阔阔真“主持了一切重要国事”，颇为反常。

据此推测，在太子妃阔阔真正式监国前，南必皇后凭借性格必然不会轻易退让，她与阔阔真及其支持者之间，极可能爆发了暗中的激烈权力斗争。

此推测源于一段神秘事件——一枚刻有“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字样的传国玉玺在忽必烈死后突然现身。

据献玺者崔彧述说：

至元三十一年正旦后，他在宿卫时，御史台通事阔阔术告知他，太师国王木华黎玄孙拾得（硕德）的妻子脱脱真，因家贫误将传国玺当作普通玉石出售，阔阔术买下。阔阔术不识汉字，遂请崔彧鉴定。

崔彧觉得像传国玺，遂召监察御史杨桓一同鉴定，最终确认无疑。忽必烈去世后八日，即正月三十，他们三人在镇国上将军都指挥使詹事王庆端等人引荐下，将传国玺献予太子妃阔阔真。

然而，硕德虽为勋贵子弟且家族兴旺，竟贫困到需卖玉石为生，这说法本身就让人怀疑。

更何况崔彧发现传国玺时，忽必烈尚未去世，却一直拖到八日后才献给阔阔真，这时间差令人生疑，怀疑崔彧言辞的真实性，因为他怎敢轻视忽必烈呢？

因此，真实情况很可能是：

辉煌的大元帝国在忽必烈猝死后陷入短暂权力真空，大皇后南必凭借老皇玉玺掌控实权，主持国政，但她和年幼儿子铁蔑赤并未获得朝中大臣支持。

以伯颜为首的官员支持真金太子的后代，为了与南必手中的玉玺抗衡，更具象征意义的历代传国玺这时神秘出现。

正如真金系支持者所言：“传国神宝不求而出于大功臣子孙之家，速由台谏耳目之司，直达于皇太妃御前，斯盖皇天授命，皇太孙诞膺龙飞，以正九五之位。”可见当时大多数人都认为天命属于真金之子。

学者陈得芝也认为，崔彧将传国玺交予阔阔真，极有可能是伯颜及其支持者的精心安排，意在表明帝位属于真金系，抢先昭示天下，正名正视听，同时防止南必利用忽必烈玉玺干预继承人选。

由此，皇权核心的两大势力——身为继婆婆的南必大皇后和儿媳太子妃阔阔真，在各自支持者的助力下，展开了激烈的明争暗斗。

最终，阔阔真击败婆婆南必，成为新的摄政者；败阵的南必为了避免像窝阔台木哥皇后那样死于权斗，携幼子避世隐居，并在成宗铁穆耳即位后彻底销声匿迹。

至于阔阔真两个儿子的争斗，则是另一段纷繁复杂的故事了。

事情就是这样。

（图片源于网络，侵删。世系图由猴格制作。参考资料包括《中国通史》《元史》《史集》《南村辍耕录》等。此文旨在透过历史表象探寻真相，以史论事，阐述个人见解，谢绝脱离时代背景的过度解读与阴谋论。对辽夏金元史及宗庙迁祧、后宫秘闻感兴趣的朋友，欢迎关注猴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