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在隋朝衰弱、接近灭亡之时崭露头角，迅速建立起的新兴王朝。唐朝初期，很多政治体制内容承袭了隋文帝时代的制度，可以说，隋朝对唐朝的政权构建影响深远。然而，后人对隋朝的评价却褒贬不一，尤其是对其短暂且迅速崩溃的历史有着不同的解读。唐朝尤为显著地将隋朝的灭亡视为一个深刻的教训，反思当时的失败原因，以警示后世。

其中，隋朝的第二任皇帝隋炀帝杨广，作为历史人物，他的行为对唐朝政治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因此，隋炀帝的功过成败成为了唐代学者们频繁讨论的主题，并且多角度、多方面的分析贯穿整个唐朝时期。唐代人对于隋炀帝的评价呈现出多元的特点，既有深刻的反思，也有细致的批判，且这一讨论至今对我们研究唐朝历史和政治仍有重要价值。

隋炀帝的性格被认为是他执政风格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早期的隋炀帝杨广，出身于显赫的王族，既有天赋异禀的才华，也自幼勤奋好学，这使得他逐渐培养出了一个才傲物外、刚愎自用的性格。此性格的形成和他独特的成长环境密切相关。杨广的自负和多疑，在他治国过程中屡屡影响到对局势的判断和决策的实施。未登基之前，他就展现出极强的权力欲望。为了继承皇位，杨广在父母面前精心伪装自己，表现出简朴、节俭、不沉迷声色的一面。为了满足母亲独孤伽罗的要求，他甚至禁止侍妾生育，且有意避免家中的乐器生尘，以此来彰显自己清正廉洁、远离奢华。

这种虚伪的伪装策略，不仅让杨广赢得了父母的信任，最终成功取代了年长的兄长杨勇，成为了继承人。登基之后，杨广的真实面目才开始浮出水面，暴露出他对权力的极度渴求以及对人才的轻视。唐代学者对杨广登基前后的这些手段进行了严厉批评，认为他通过不择手段获取权力，导致了隋朝的迅速崩溃。李渊曾对此发表评论，认为隋朝的灭亡根源之一就是隋文帝废掉英明的长子杨勇，而立杨广这一决定。

唐代人普遍认为，隋炀帝的执政风格存在极大的问题。尽管在早期，他的政治作为一度带来了隋朝的短暂辉煌，但后期，随着政务的增加，他开始懒散处理事务，不再遵循法度，奢华腐化的倾向日益明显。隋炀帝不仅不听从臣子的忠告，而且滥用权力，赏罚不分，最终形成了压迫臣子的政治气氛。大多数朝廷官员，为了避免触怒皇帝，只能沉默寡言，甚至连求功图利的念头都没有，唯一的目标便是保全自己的职位。

随着隋炀帝后期过度扩张与奢侈浪费，国家财政遭受严重打击。开凿大运河、修建东都、征伐高丽等一系列巨额开支，均以加重民众负担、搜刮百姓财富为代价。最终，正如《通典》中所记录的，隋朝的经济局面一度恶化，物价飞涨，货币贬值，最终走向灭亡。

然而，隋炀帝虽有诸多过失，却不乏才华。他自幼勤奋，琴棋书画均有精湛的造诣，且对诗词创作充满兴趣，留下了诸如《春江花月夜二首》、以及《东宫春》等脍炙人口的作品。隋炀帝也因此自豪地宣称自己的才华与古代帝王相媲美，但这种过度的自负使他对知识与才德产生了排斥心理，开始轻视那些学识超越自己的人。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隋炀帝甚至铲除了一些比自己更为卓越的人才，这种做法引发了许多历史人物的强烈反感。

唐朝的帝王们，尤其是李渊和李世民等，都曾批判隋炀帝这种不虚心纳谏的行为。唐太宗在与魏徵的对话中明确指出，隋炀帝的治理方式导致了国家的内乱和衰败，警告后来的统治者应当虚心听取臣子的忠告，不能走隋炀帝的老路。魏徵还将隋炀帝归类为“昏君”，主要批评他听不进忠言、固执己见。

唐代的这些讨论不仅仅停留在理论的层面。随着时间的推移，隋炀帝的历史形象变得更加复杂。在唐朝后期，随着国家逐渐恢复安定，学者们的评价也更加中立和多元化。此时，隋炀帝的历史功过不仅在诗歌和小说中得以反映，而且更多的思考开始涉及如何从历史中汲取教训，避免重复隋炀帝的错误。大运河的开凿被认为是他对后世最具正面意义的贡献之一，尽管这项工程伴随着巨大的财力浪费，但它确实为后来的交通、经济和社会发展奠定了基础。

综上所述，唐朝对隋炀帝的评价，揭示了当时统治者对于历史的深刻认识与反思。通过对隋炀帝性格、治理手段以及历史功过的总结，唐代不仅警示后人要虚心听取忠告，避免走上隋炀帝的覆辙，还推动了国家治理思想的不断发展。从这些历史教训中，后世学者可以汲取重要的经验，对于理解隋朝的衰亡与唐朝的崛起，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