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朱元璋出生在贫困家庭，年少时经历了流浪和困苦的生活。他对民间经济的不平等有着深刻的了解。即位后，他致力于减轻百姓的田赋和差役负担，先后完成了两项伟大的改革：

首先，他根据全国的人口普查，编制了赋役黄册；其次，他根据全国的土地丈量，编制了鱼鳞图册。

这两项工作，都是自唐朝中期的均田制度遭到破坏后，历经宋元两朝，六百年来，中央政府始终未能完成的任务。

黄册的历史

黄册的编制始于洪武十四年（1381年）。从这个时间算起，直到明朝末年崇祯十五年（1642年），黄册的编制持续了二百六十多年，几乎与明朝的历史同长。实际上，早在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就开始命令清查全国户口，尽管当时四川、云南、辽东等地尚未完全归属明朝。

洪武年间规定，每十年编制一次黄册，这个过程被称为“大造黄册”。每次大造黄册之前，户部会提前两三年进行准备工作，确保黄册能够按照统一的格式完成。

大造黄册的工作方法

在大造之前，户部会根据之前的黄册检查是否符合规定，同时编印大造黄册的榜文和样本，并将这些资料下发到全国各省。地方官府会根据这些样式，翻印若干份，分发到城乡公开张贴，百姓依照格式填写。具体操作是：每户人家都会被列出信息，包括乡贯、人口、性别、年龄、田产等数据，分为“户籍”和“户帖”两部分，户帖发给百姓，户籍则由户部存档。

洪武十四年，太祖命令全国编制黄册，登记所有户口和田赋数据，每百户编为一里，并选出其中丁口最多的十户担任里长，其他百户划分为十甲，每甲十户，甲首轮流担任差役工作。编制黄册时，还记录每户的田地变化，包括旧田、新田、卖地和实际拥有的田产，分为四类，称为“四柱式”。

每十年重新编制黄册，以反映每户田产和劳役的变化。黄册的副本会存放在户部、布政司、府和县中，以确保数据的准确和完整。

黄册所记录的户口，涵盖了男女老幼，统计结果反映了全国的人口情况。与清朝乾隆年间的人口统计相比，明初的黄册统计仍是最早的全国性人口普查。根据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的统计，全国总户数为10652789户，总人口约60545812人。考虑到中原地区战乱频繁，流亡百姓的安置困难，实际人口数应远超过六千五百万人。

过去六百年，由于缺乏全面的实地调查，许多地方的官方册籍记录与实际情况不符。地方上的豪绅常常与官吏勾结，隐瞒自己的田产，或者将负担转嫁给贫民，导致税收制度出现不公。

鱼鳞册的历史

为了避免上述问题，太祖在即位后计划进行全国范围的土地丈量工作。洪武二十年（1387年），他派遣国子监的学生与地方士绅共同丈量土地，并制作了详细的土地册。这些册子记录了每块土地的具体位置、面积、性质以及土地所有者的信息，并附有地图，像鱼鳞一样排列，因此被称为“鱼鳞图册”。土地的买卖和转让都会及时更新在册。

丈地与编册的工作虽然覆盖全国，但太祖特别重视江浙地区，因为这里是明朝财政和经济的中心，各种隐瞒和逃税的现象较为严重。而其他地区的丈地工作则未得到同等的关注。根据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的统计，明初全国丈得的土地总面积为8507623顷，即8.5亿亩。

黄册与鱼鳞册的作用

黄册以户为主，详细记录了每户的丁粮数量，这成为征税和劳役的依据；而鱼鳞图册则以土地为主，政府依据这些数据来确定赋税标准，同时也能在发生土地纠纷时作为判决依据。两者相辅相成，不仅使得百姓的负担得到均衡，也使国家收入得到了增加，奠定了明朝财政的基础。

朱元璋深知国家的财政主要依赖于田赋，而田赋则来源于农民。因此，他一方面鼓励军民开垦土地，确保军队自给自足，减轻百姓负担；另一方面，他还积极推动农业发展，支持水利建设和生产增产工作。为了鼓励农民，太祖曾两度要求农民腾出一部分土地，或利用闲置地种植桑、麻、木棉，并免除其税务。

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朱元璋派遣国子监学生到各地督促修建水利设施，短短一年内，建成了五万多座塘堰、河渠和堤坝。每当地方发生自然灾害，受灾地区的赋税会得到减免，灾民还会获得政府的救济。而那些隐瞒灾情或贪污的官员会被严惩，甚至有的贪官因贪污超过六十两而被判处死刑，甚至剥皮示众。

太祖严肃治政，时常告诫官员要清正廉洁，让百姓安居乐业。他宽待百姓，对官员则要求严格。这种民本思想，成为明朝政权能够长期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

明朝人口减少的原因

尽管明初进行过几次全国性的人口统计，但从统计数据来看，明朝两百多年的时间里，人口不仅没有增长，反而在某些时期出现下降的现象。这令人难以理解。

实际上，这些统计数字并不能准确反映人口的实际情况，因为统计的仅是政府户籍册上的人口，而并不包括军户、匠户、僧道等特殊职业户口。军户人口在明初时就已超过三百万人，工匠、渔民等专业人口也十分庞大。此外，还有大量的流民、宗室人口以及少数民族人口未被统计在内。估计这些未统计的群体加起来，明朝的人口在某些时期可能已经超过一亿人。

但统计上的误差并不能改变明朝人口总数的下降趋势，尤其是在后期，人口的减少反映了国家在社会、经济方面的困境。这些统计数据虽然无法完全反映真实情况，但却揭示了当时明朝社会的复杂性和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