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是每个人生命诞生的根基，是个体最初接触的社会单位。家庭在塑造个人人生观方面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无论是身体的成长、心理的发育，还是生活技能的培养，都离不开家庭的紧密支持和影响。父母作为子女最早且最真诚的老师，其思想、品德、习惯以及人生观和价值观，都会对孩子产生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王安石的祖籍原本是山西太原，具体何时何因迁移到江西临川，已经不可考。据他为父亲王益所作的《先大夫述》中记载：“王氏，其先出太原，今为抚州临川人，不知其所以徙。”加之曾巩的言论：“王氏其先太原人，世久迁徙，而今家抚州之临川”，这些文字为我们揭示了王氏家族迁徙的轨迹和历史背景。

从王安石的叔祖父王贯之开始，王氏家族逐渐成为诗书官宦之家。到了神宗时期，王氏家族达到了鼎盛阶段，甚至在宋徽宗年间，仍有王安石的后代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王氏家族与北宋王朝共同经历了兴盛与衰落。至其父王益一代，家境已不如前，属于中小地主阶层，代表了中下层社会，这种家庭背景奠定了王安石亲近百姓、关注民生的平民立场，也促使他从小养成了勤俭节约的习惯。

王安石的父亲王益（993-1038）于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6）考中进士，虽一生仕途坎坷，历任主簿、判官、知县、知州、通判等中下级地方官职，但未能跻身名门望族。45岁时病逝于江宁通判任上。王益为官期间以恩信治民，曾连续多年不曾鞭打一人，且在家庭中也从不施暴，而是以酒席谈论孝悌仁义，强调古今治乱兴衰之理，体现了他宽厚仁爱的为政理念，且政绩斐然，深受民众尊敬。

后来，王安石在任鄞县知县时撰写的《先大夫述》中，详尽记载了父亲王益的生平事迹，尤其提及他在韶州任职期间取得的显著政绩，赢得了地方百姓的敬爱。王益家无田产，生活简朴，且为人孝顺，外出为官时家眷亦随行，因此王安石有机会亲眼目睹并深刻感受到父亲为政的良好作风和高尚情操。这些经历对王安石的成长影响深远，正如他自己所言：“先人之存，某尚少，不得备闻为政之迹。然尝试左右，尚能记诵教诲之余。盖先君所存，尝欲大润泽于天下，一物枯槁，以为身羞。”

王安石的母亲吴氏出身于江西临川乌石岗望族，吴家是一个文化氛围浓厚、诗书传家的名门望族。这样的婚姻关系极大丰富了当时文化尚不十分深厚的临川王氏家族。后人回忆吴氏时说她“好学强记，老而不倦”，她在辨别是非方面有独到的见解，且待人谦逊、好问不倨傲，对待舅舅姑母极尽孝顺。王安石的外祖母黄氏对阴阳数术颇有研究，吴氏也通晓这些学问，这不仅丰富了家庭教育内容，也影响了王安石对自然与天象的理性认识，使他能够超脱迷信，不为天象变动所惑。

王安石自幼随父亲四处漂泊，辗转于家乡和外地。十岁时随父到韶州（今广东韶关），十六岁时又随父兄进京（开封），十七岁时迁往江宁府（南京）。这些丰富的生活经历开阔了他的视野，增长了见识，培养了他刚毅且富有正义感的性格，这也成为他积极人生观的根基。此外，他游历广袤的祖国大地，目睹祖国山河壮丽，激发了他“舍我其谁”的英雄气概，这种气质与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完美融合，造就了务实而坚定的品格。

在11世纪40年代，儒家倡导的积极参政议政、关注国事的传统精神已经复兴，并深入士人家庭教育，成为知识分子的自觉追求。王安石从小在士大夫家庭中成长，深受儒家文化熏陶，与一般纨绔子弟不同，他既怀抱远大理想，又脚踏实地，具备行政才能，心怀“欲与稷契遐相晞”的理想，忧国忧民，乐于承担国家责任，深切关怀百姓疾苦。频繁随父外出使他更贴近民间，深入了解百姓生活，并立志改变百姓困境，为民请命。

综上所述，王安石生长在一个正直、善良、好学且重视修养的家庭环境中，家风如春风化雨，潜移默化地塑造了他的品格。他继承了叔祖王贯之“不畏权势、不屈不挠”的精神气质，以及父亲王益“敢于担当”的为政精神，再加上母亲的严谨教诲，这些因素共同促使少年王安石以“稷契”自喻，胸怀抱负，弘扬儒家精神，积极投身社会，服务国家。

值得一提的是，叔祖王贯之在面对上司时不卑不亢、不为无理所屈，这种坚韧的处世态度，连同父亲敢于负责任的作风，必然在家庭生活和子弟教育中起到了言传身教的作用。正因如此，王安石从小就受到激励，形成了坚强不屈的性格。

王安石所处的时代背景和优良的家庭教育，为他形成“经世致用”、积极进取的人生观提供了外部条件，但决定性因素仍是他自身独特的学识积累、丰富的阅历、深厚的道德修养以及个体意识的成熟，这些构成了他人生观形成的主观基础。

作为一名儒家士大夫，王安石深知治理国家须先修身，必须具备内在的自律精神。因此，他自觉追求学识和品德的高尚境界。幼时凭借过目不忘的记忆力，博览群书，刻苦钻研。《宋史·王安石传》记载：“安石少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精妙。”司马光也赞其“好读书，能强记，著文动笔如飞，观者皆服其精妙”。

在历史人物评析中，我们常见到一些才干出众、敢于担当的人物，但往往存在过度依赖个人能力的简单思维。王安石则不仅精通儒学，还涉猎佛学、道学，并吸纳法家思想，这种多元思想的融合为他后来的变法奠定了理论基础。

王安石才华横溢，早年就有显著诗文成绩。他曾自述：“此时少壮自负恃，意气与日争光辉。乘闲弄笔戏春色。”他对自身才华有清晰认识，也因此赢得了同辈和前辈的赞誉，获得名臣推荐。曾巩曾对神宗说：“安石文学行义，不减扬雄”，还将其作品推荐给欧阳修。欧阳修更是盛赞其文采，写诗赠予王安石，称其为文坛巨匠。

至和三年（1056年），欧阳修再次向仁宗力荐王安石，评价其“学问文章，知名当世；守道不苟，自重其身；议论通明，兼有时才之用，所谓无施不可者。”幼年的王安石天资聪慧，勤奋好学，但没有人是无师自通的，他成长过程中得到了多位老师的指导。

他十岁时随父任职韶州，遇到人生第一位老师谭昉，谭氏为曲江人，经历丰富。十三岁时又师从临川的杜子野，杜氏为清高之士，不受金钱诱惑，重视学问。另一位老师张铸，历任多地官员，政绩卓著。这三位老师不仅学识渊博，且品行清白，对王安石青少年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塑造有深远影响。

杜子野不受贿赂而崇尚碑帖书法的高洁风范，也深深影响了王安石。三位老师各自的政治经历和观点多样，为王安石提供了多元视角，激发了他广泛学习、积极向上的精神，为其学术修养和政治抱负奠定了坚实基础。

秉持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怀抱忧国忧民的情怀，王安石逐步确立了积极向上、乐观豁达的人生观，作为他的人生指引，努力践行“立功、立言、立德”的三不朽理想，成为一代杰出的学者与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