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最爱在纽约。”这句言辞，成了张学良心中最深沉的秘密。张学良因西安事变名声大噪，而他的风流事迹也常成为茶余饭后的话题。纵使一生与许多女人有过纠缠，他仍旧是许多名媛淑女心目中的理想伴侣，频频受到她们的追求。

然而，张学良在重获自由后，刚刚踏上美国的土地，便放下了赵一荻，独自前往纽约见一个女人，这一去便是三个月。在这三个月里，他几乎整日住在那位女人的别墅中，完全沉浸在她的陪伴里，留下了一段刻骨铭心的回忆。那么，这位女人究竟是谁？她和张学良之间的情感究竟有着怎样的纠葛呢？她为何成为了张学良心中最特别的人物？

她的名字叫蒋士云，年轻时是江南的名媛，身上总带着一种优雅的气质。尽管她已婚有家，但始终无法忘记张学良。两人相识的故事，源自于1924年12月的一个宴会。那时蒋士云不过12岁，正是情窦初开的年纪。面对风度翩翩的张学良，她被他的言行举止深深吸引，觉得世界上再没有比他更优秀的人了。然而，由于年纪尚小，张学良并未对她产生过多的关注。直到三年后，彼此再次相遇，这段情愫才悄然萌发。

蒋士云早已知晓张学良已经娶妻，但她毫不在意，坚信只要两人相爱便足矣。可是，她的家人却极力反对这段感情，认为她会因此受尽委屈。到了1931年，蒋士云在巴黎完成学业后，急切地来到了北平寻找张学良。她本以为能和他共度未来，没想到却迟了一步。赵四小姐，张学良的夫人，为了他，不惜与家人断绝关系，孤身一人北上与他相依。她不求名分，只希望能陪在张学良身边，即使是做情妇也甘心。那段时间，赵一荻的热烈感情似乎渐渐冲淡了张学良对蒋士云的心意。

蒋士云一度处于屈居之下，她可以接受凤至的原配身份，毕竟她是大帅的指定妻子，但如果再加上赵一荻，她便无法忍受。这段感情让她的幻想彻底破灭，蒋士云感到自己的一切都成了空谈。满心失望之下，她决定飞往意大利远离这段无果的情感。而张学良并没有完全放弃，写信给蒋士云，想要挽回两人的关系。然而蒋士云未曾回复，决心不再打扰张学良的生活，默默放下这段感情。

到了9月，蒋士云遇到了刚刚丧偶的贝祖贻，一个成熟稳重的男人，他的出现再次点燃了蒋士云的爱情火焰。于是，她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嫁给贝祖贻。尽管她的父母并不看好这段婚姻，因为贝祖贻不仅是二婚，还带着六个孩子。但蒋士云向来独立果敢，认定的事无人能改变。1932年，蒋士云与贝祖贻在上海结婚，尽管张学良忙碌于各种事务，但他仍不忘送上结婚贺礼。

一年后，蒋士云和张学良在伦敦重逢，那时国内局势动荡不安。蒋士云关切地对张学良说道：“我希望你不要背上骂名，尽量保护国家领土的完整。”这番话或许也为西安事变的发生提供了某些暗示。在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后，蒋士云忧心忡忡，张学良被囚禁期间，她也一直在为营救他而奔波。

张学良被押往台湾后，蒋士云仍不甘心，飞赴台湾看望他。无论是距离的遥远，还是两人不断分离，蒋士云始终保持着与张学良的微妙联系。直到1990年，张学良终于获得了自由，次年获得了前往美国的探亲机会。刚刚到达美国没几天，张学良便急切地对赵一荻说道：“我想去纽约见个朋友。”

赵一荻不解地问：“见谁呢？”张学良有些不耐烦，直言：“是个女人。”他不久前还说过：“贝太太是我最好的朋友，而我的最爱在纽约。”赵一荻虽然不能阻止，却没想到丈夫这一走竟会让他心生留恋。

在纽约的这段时间，张学良几乎全程住在蒋士云的家里，二人有着聊不完的话题，似乎要将过去未尽的遗憾一一弥补。蒋士云原本没有信仰，但在张学良短短几天的影响下，她开始信奉基督教，二人有了更多的共同话题，甚至每周一起去教堂。张学良离开后，蒋士云仍然坚持这一习惯，或许她信奉的，不仅仅是基督教，而是张学良。

期间，赵一荻曾三次前来，还给蒋士云送去了礼物。她知道蒋士云开始信奉基督教，特意整理了许多礼拜心得的小册子送给她。作为妻子，赵一荻的宽容大度令人感动，也正是这种大度，让她最终赢得了张学良的心。

张学良在蒋士云家里住了整整三个月零一天，他感慨道：“这三个月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自从被幽禁以来，这是他第一次拥有如此的自由，而且是和自己心中的“白月光”在一起，当然无比畅快。

尽管张学良最终仍然要回台湾，三个月的相聚对他来说无疑是最珍贵的时光。或许，这段没有婚姻约束的感情，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张学良与蒋士云之间的情感，超越了世俗的条框，彼此牵挂、彼此支持，注定成为他生命中的一段特殊篇章。而凤至和赵一荻，虽然身为妻子，却似乎被这些风花雪月的故事所压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