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社会的家庭教育起源悠久。广义上，家庭教育涵盖了思想道德培养、各类知识文化传授、基本生活技能训练以及社会经验积累；而狭义上，家庭教育通常指向思想文化层面的教育内容。

魏晋时期，士族阶层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他们浓厚的文化特质。每个大族都拥有深厚的家学传统，子孙后代因此接受系统而良好的传统教育，这在客观上为家族在学术文化领域的延续、维护家族门第和特权，提供了坚实保障。

当时的人们评价门第的高低，通常依据两方面——官位和才艺。官位无疑重要，但才艺同样不可或缺，“爵位稀少相连，文才继承相续”被视为高门的重要标准。世家大族能够历经数百年而门第不衰，原因固然多样，但“其家风之优美”和“家学相传”的传统尤为关键。

商周时期，学问主要在官府中进行，只有贵族子弟才享有教育的权利。战国以后，学问转向民间，私学兴起，家庭教育成为私学的一部分，但对象多限于家族内部。民间广为流传的“孟母三迁”故事，被历代视为古代家庭教育的典范之一。

两汉时期，家庭教育逐渐形成并发展成熟。从内容来看，主要分为代代相传的家学和以“诫子”为代表的家训。从教育程度上则包括基础的童蒙教育和专业知识技能教育，前者如识字、书写等基本功，后者则涵盖经学、律学、史学、天文历算、医学与艺术等领域。

经学是儒学的核心内容，而儒学在两汉社会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因此，政府推行“独尊儒术”的政策，使得经学教育成为两汉时期官学和私学的主流。在当时的士人私家教育中，儒家经典是主要教材，许多世家大族专攻一经，故经学传承已成为家族文化的象征。

汉代的家庭教育极为重视传授经学时的家法，子弟不得违背。家法实际上体现了学术传授中的因袭关系，时间久了，家法与家学逐渐成为区别门第的重要标志。家训也称家法、家约、家规、家范或庭训，指长者对家族后辈在立身处世方面的行为规范与训诫。

家训一般分为口头和书面两种形式。书面家训始于两汉并日渐流行，而口头家训多针对具体事件，内容长短不一，这种形式可追溯至先秦，两汉时期尤为常见。

此外，东汉时期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家伦理体系逐步渗透到教育中，为封建家长制提供了理论支撑，于是专门针对女子的家教著作出现，如班昭的《女诫》和蔡皇的《女则》。

两汉时期，由于儒学的独尊地位确立，经学成为家庭教育的基础内容。这不仅促进了文化的普及和学术的繁荣，也由于学术在世家大族中的世代传承，家学的兴盛推动了社会对经学的崇尚。民间谚语“遗子黄金满箱，不如一经”，正反映了这一社会现象。

另一方面，儒家的伦理道德成为家庭教育不可或缺的部分，有助于家族形成良好的家风，对社会风气与价值导向也有积极影响。自东汉以后，随着政治动荡和中央集权的衰落，世家大族势力增强。与此相适应，官学逐渐式微，私家教育兴盛，学术与教育重心由官学向私学转移，家庭教育在魏晋南北朝达到顶峰。

家族文化的标识体现在两个方面：家学和门风。所谓传承家学，是指子孙代代延续并发扬家族的学术文化传统。这一时期著名的家学多出自士族翘楚。家学内容日趋多元化，除儒学外，还包括玄学、文学，部分家族则传授律学、医学和数术。

尽管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对传统儒学产生冲击，士族阶层多以讲玄学、尚清谈闻名，但实质上支撑世族立家的学术仍是经学，特别是礼学。当然，推动家学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维护家族门第和声望。

高门世族与显赫官职及“占田”“免役”等特权紧密相关，故备受追捧。虽然魏晋社会流动受阻，但高门并非一成不变，尤其南朝门阀衰落时，若不能保持官位与学术文化的世代传承，家族难免走向衰败。

因此，世家大族极为重视培养才艺卓越的子弟，将此视为家族未来命运的关键，对子女寄予厚望。家长训诫中常透露对家族文化优劣的评价，成为当时家族文化价值观的重要体现。

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视家族学术文化的传承深远度为衡量家族兴衰的重要标志，发扬光大家学是士族追求的目标。家族文化的另一个方面是门风，其优劣直接影响家族声誉甚至兴衰。

该时期世家大族家庭教育特别强调对子弟儒家伦理道德的培养，涌现出一批重视礼法孝义的名门，其良好门风多在家庭德育中形成。琅琊王氏的先祖王祥以孝道著称，流芳百世。北方豪族清河崔氏中，北魏名臣崔浩不仅以政治才能闻名，更以孝义著称。

魏晋南北朝虽然儒家思想受诸多思潮冲击，礼法不被尊重的现象也不少，但士族家庭教育中为塑造良好门风，儒家伦理道德始终被强调。在儒家文化熏陶下，世家大族不断强化血缘纽带，彼此扶持，维护家族整体和谐与团结。

该时期家庭教育的繁荣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参与者和受众范围广泛。除士族家庭教育外，帝王家教也颇为发达。政治更迭频繁、社会动荡，促使一批有远见、善于教育的帝王重视子弟培养，留下不少生动教子事迹。

曹操出生乱世，经历多次风波，始终注重以礼法教育子女。其子曹植才华横溢，却常不守规矩，甚至违反礼法，因而曹操严惩公车令，对曹植的溺爱也有所收敛。

宋文帝刘义隆勤政节俭，关心民生，皇家子弟教育亦多体现此精神。一些少数民族统治者也重视家庭教育，尤其是汉化教育，使各民族文化在家教中融合，为民族统一创造思想基础。

另一显著现象是女性不仅有权接受良好家庭教育，其在家庭教育中的地位亦日益突出。北齐士人皇甫和年少时，由其母夏侯氏亲授经书，成年后其礼仪、处世极具涵养，并多访亲友。妇女广泛参与家庭教育，反映妇女地位提升及思想解放的趋势。

其次，家学教育内容多样。魏晋南北朝的动荡打破了汉代“独尊儒术”的局面，各种思想活跃，尤其玄学崇尚自然、清谈风行，成为时代特色。家庭教育虽以儒学为主，但玄学、佛学盛行，对儒学正统地位形成不小挑战。

士族门阀一方面继承经学家学传统，另一方面沉浸于玄学和佛学，相关学问渗透入家庭教育，形成教育内容多元化。西晋名士嵇康、阮籍的家教体现玄学风尚。玻挪王氏、陈郡谢氏、颍川庾氏、吴郡顾氏等士族尤为推崇玄学。

南朝后期仍持续此现象，传佛学的士族如吴兴沈氏，历代供奉祖宅为寺，其子继承父业；杜氏家族世代传五斗米道，显示道教也进入家学及家庭教育体系。

第三，“家训”盛行，系统家庭教育思想形成。现存家训类文献约八十余篇，家训的流行反映当时家庭教育兴旺，以及士人对家学门风的高度重视。诸葛亮、王肃、陶渊明、王僧虔等名士，致力以人生观教育子弟，留下宝贵家教思想。

西晋名士羊祜《诫子书》简明扼要，要求子嗣“不耻及祖考，思父言，纂父教，互相诵读”。部分家训篇幅庞大，甚至刻石立碑，期望后代永远遵守。北魏张烈《家诫》千余言，颇具代表性。

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深刻总结教子经验，首次系统形成家庭教育思想，开创“家训体”文献格式，对内容分类细致、情感真挚，在家教史上具划时代意义。总体而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家训以思想活跃、内容丰富，以及《颜氏家训》的里程碑地位，在中国家庭教育史上占据重要位置。

综上所述，魏晋南北朝时期家庭教育达到中国家教史高峰。这一盛况有其深刻时代背景。首先，政治动荡与社会剧变导致社会各阶层感到不稳定和危机，家庭教育因此受到高度重视，士族竭力教子以文化知识立身，保障既得利益，避免祸害，更好立足社会。

其次，世家大族在魏晋南北朝各级政权中占据垄断地位，社会影响巨大。许多家长拥有较高文化素养，继承汉代经学家族传统，故其家教以家学为核心，在战乱导致文教断层时发挥了传承学术文化的重要作用。

再者，随着专制中央集权衰落，官学逐渐式微，门阀势力复兴为私家教育提供物质与文化土壤，学术和教育中心不可避免地由官学转向私学，家庭教育在这一时期迎来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