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福荫（1890—1935），字寿荣，出生于长发乡乌梅屯（今克长乡后寨村乌梅屯），是西隆第七区（包括今蛇场、长发乡）团防局局长杨正祥的长子。杨正祥被誉为“第一代苗王”，而杨福荫则被尊称为“第二代苗王”。作为苗族的重要人物，杨福荫在苗冲地区拥有强大的影响力和威望。

杨福荫出身于苗族上层，继承了父亲杨正祥（俗称杨满公）去世后的权力。父亲遗留下来的财产由数个儿子平分，但所有枪支武器均由杨福荫统一管理。当时中国正处于军阀混战时期，广西政局极为动荡。西隆和西林两地的地方势力各自为政，县政府无力干涉，苗冲由于地处偏远，政令难以落实。为了维护地方治安，官府不得不依靠地方权贵的力量，遂由杨福荫接任第七区团防局局长。新州的进步人士黎松盛（字子坚，汉族）时任西隆县团防总局局长，因与县长李润中关系密切，他为联结苗族势力以维持秩序，与杨福荫结为兄弟，并于1929年向县长推荐杨福荫任县民团总指挥兼第七区团防局局长，获批准任职。

杨福荫不仅是苗族传统的上层人士，更是一位接受了民主革命思想、敢于作为的领导者。身为县府官员，他推动了几件超出官府预期，但顺应时代潮流、符合民意的重大举措。首先是在治安管理方面。苗冲地势险峻，中央政权长期无法有效治理，边远地区被地方豪强割据，社会治安极为混乱。盗匪横行，拦路抢劫、打家劫舍、偷盗牲畜、纵火杀人等犯罪屡见不鲜，民众出行需军警护送，否则财产生命难保，内外人皆无安全感。尤其是在西隆北部与贵州、广西交界的安然、三棒、北楼等地，曾接连发生扑朔迷离的无头命案，官府束手无策。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杨福荫的统辖下，苗冲地区秩序井然，盗贼不敢轻举妄动。“杨总指挥”的权威深入人心，辖区内对偷窃抢劫行为严厉打击，无一例外。有外乡盗贼若无本地同伙掩护，根本不敢进犯。苗冲居民极少向县府告状，所有大小案件无论是刑事纠纷、土地争议，还是家庭矛盾，都由“总指挥”和地方头人调解解决。若抓获匪盗，则由“总指挥”当场处决，无需上报县府。这种地方自治的治安模式深受民众拥护。

其次，杨福荫勇敢地推行抗捐抗税运动。当时国民党政府征收各种繁重的税赋，使百姓生活困苦不堪。杨福荫深切同情民众的疾苦，痛恨当局实行的民族压迫政策，鱼肉少数民族百姓。他不把“总指挥”官职当回事，而是将其视为为民谋利的工具。他在苗冲公开宣布，除必须缴纳的田赋（俗称“皇粮”）由总指挥征收外，其他苛捐杂税一律免收三年，严禁国民党税吏进入苗冲征税。这项政策得到广大贫苦百姓的强烈支持，但也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极大不满和恐慌，使他与官方的矛盾日益激化。

第三，杨福荫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联盟，积极反对国民党政府，推动苗冲局势发生深刻变化。1930年11月，红七军主力在邓小平、张云逸领导下北上中央苏区；1932年，右江革命遭受重创，主要领导人韦拔群、陈洪涛被杀，革命陷入低谷。1934年，中共领导人黄松坚、滕静夫、赵润兰等率部到云南富州县（今富宁）七村九弄地区开辟革命根据地。1935年初，边区党委决定开辟新区，向广西西林、西隆及贵州边界扩展，以便联通滇黔桂边区，扩大游击武装斗争空间。边区临委派出工作组赴西林、西隆进行统战，发现杨福荫虽身居官职，却不认同国民党统治，已展开抗税行动，且与官府矛盾尖锐。工作组决定联合他，支持其反抗政府。

中共工作组在乌梅设立联络点，住在那里一段时间，向杨福荫宣传党的政策，民族和统战主张。杨福荫表示赞同并支持他们的工作，双方通过饮用象征盟约的鸡血酒正式结盟。结盟后，在边区临委支持下，杨福荫组建了以他为首的农民赤卫队，兵力发展至一千余人，成为滇黔桂边区革命武装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作组还借杨福荫影响，争取县民团副总指挥廖宏的支持，廖宏表态拥护共产党领导，并秘密在新州地区开展工作，努力争取基层力量。

国民党桂军对杨福荫的“苗王”地位极度忌惮。当局不仅不满他自成一体，将苗冲变成“独立王国”，且得知其与共产党联手组织武装斗争，害怕苗冲成为共产党的势力范围，惊慌失措，决心剿灭杨福荫及其背后的地下党势力。西隆政府长期对杨正祥父子采取默许甚至妥协态度，多任县长表面客气拜访，实则无计可施。封泽生任县长时，广西政局稍有稳定，他对杨福荫怀恨在心，断言不除掉杨福荫，政令难以施行，苗冲问题将殃及全县。1935年5至6月，封泽生致电省政府和百色民团指挥部，称杨福荫与贵州蓝衣社勾结，储备大量枪弹准备暴动，请求派兵剿灭。为不惊动共产党，电报内容有所隐瞒。百色民团派李朝芳的暗探陈汉流潜入西隆，联络与杨有矛盾的苗族头人杨宗海刺探情报；另派黄秉琚连长以县督察名义进入长发侦察，并绘制重要地形图。

1935年8月底，百色民团团长苏新民派桂系军44师132团一个营兵力，以营长苏云辉率队到达新州，联合县民团发动进攻苗冲。进攻前，县城内线人写密信警告杨福荫。杨和中共工作组怀疑“铲烟”行动是假借，准备应对。封泽生得知杨防备严密，遂决定用计围剿，谎称军队撤回百色，暗中埋伏。杨福荫误以为敌军已撤退，营盘山守了半月无事，遂放松戒备，撤销村寨关卡，返回家中休息，中共工作组也暂时撤离。9月中旬，苏云辉得知杨松懈，决定发起突袭。

法籍神父谢贵录从旧州得知军情，写信给杨角济（苗族）让其及时传达杨福荫撤离乌梅，奈何杨角济因醉酒未送信。当天，国军依赖熟悉苗冲地形的商贩和暗探分路快速进入，一部分经隆或小路经三道河、龙场突进，另一部分经扁牙到河马附近干坝子会师，部署攻打乌梅和拱坝。次日凌晨，杨福荫被重兵包围，前后门被两挺机枪封锁，多次突围未果，身中三枪被捕。敌人计划押他至新州示众后处决。杨福荫不甘受辱，沿途怒吼“要死就死在乌梅！”因伤势过重，在途中咬破舌头，血流如注，终在猴场（今大庆，称“民安”）英勇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