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的传统强调的是“董狐直笔”的写作原则，追求“不虚美、不隐恶”，每一段历史都力求真实，详细记录每一细节。这种历史叙述方式，力求客观，没有对美好的过度渲染，也不隐瞒历史中的恶行。当然，在史书编写的过程中，难免会有主观倾向和对某些事件的美化或者隐瞒，但总体而言，中国的历史大体上还是值得信赖的，尤其是涉及重大历史事件时，几乎没有虚构的情况。

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大规模进入中国，然而令人奇怪的是，他们并没有带来古希腊等西方的经典历史书籍，而是充当“文化使者”，带来大量的科技著作。直到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才真正接触到西方的史学成果。这个过程中，中国一方面根据自己的传统历史观念推测西方历史的写作方式，认为西方史学也应当与中国类似；另一方面，在鸦片战争后，中国接连遭遇战争失败，心态发生变化，因此对西方历史表现出极大的信任，甚至几乎盲目接受西方历史叙事。这种盲目崇信西方史学的态度，至今仍有一定的影响。

然而，盲目信任西方的史书显然不是一种理智的态度。即使如今西方在全球事务中占据主导地位，我们依然需要了解其历史文化。既然如此，我们该如何看待西方历史呢？我认为，我们不应盲目迷信西方的叙述，而应遵循最基本的原则。除了常规的考古验证之外，我认为还可以从以下三点出发，审视西方历史。

首先，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

西方历史需要我们“观其行”的原因在于，历史叙述可以被解释、包装、甚至美化，真实的历史往往与表面呈现有很大的差距。因此，我们需要从历史本身出发，结合实际行动进行判断。例如，西方过去500年的殖民扩张中，奴役黑奴、屠杀印第安人、摧毁多种文明等暴行不断发生，许多民族因此消失。西方历史中常常描述这一切为“文明战胜野蛮”，并提出所谓的“文明扩散论”，似乎西方的行为是对世界的一种贡献。然而，毫无疑问，肆意奴役和屠杀他民族的行为绝非文明之举，这种暴行与野兽的行为又有什么区别？

再如，启蒙运动时期，西方高举“天赋人权”的旗帜，这是许多学者津津乐道的历史高光。然而，启蒙运动期间，西方一方面宣扬“天赋人权”，另一方面却继续对其他民族进行血腥屠戮，甚至在现代，西方国家仍然以“天赋人权”为口号进行干涉，但我们不禁要问：如今的加沙地区，这种“天赋人权”又在哪里呢？因此，历史上的西方常常言辞漂亮，但其实际行动却相互矛盾，习惯性地采取“按我说的去做，不要按我做的去做”的策略。通过“听其言，观其行”，我们能清楚地看到西方文化中的虚伪、排他、残忍等一面，打破了过去我们对其美好形象的幻想。

其次，历史是否符合普遍规律。

大多数情况下，尽管社会发展可能会出现某些异常现象，但整体上社会的演进都符合客观规律，否则就无法称之为科学。因此，我们可以从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来看待西方历史。举个例子，中国的砖块演变历程就符合历史的客观规律。最早期的夯土、烧制土房、红陶土块、烧结砖、空心砖，每一步都是社会发展中的必然产物。西方的砖块史则不同，早期的西方城市，如耶利哥城，已经大量使用砖块，而这种技术并没有经历逐步演变的过程。西方古城普遍直接使用板砖，而没有像中国那样的演化过程。

再看中国的石材使用，先秦时期，除了少数石刻，石材的使用并不广泛，原因其实并不复杂——工具的限制，青铜的硬度不足以加工坚硬的石材。然而，随着铁器的发展，尤其是钢铁的出现，石材加工技术才逐渐得到突破，汉代开始广泛使用石材进行雕刻和建筑。与此相对的是，西方（包括古埃及和巴比伦）早期就大量使用石材、石雕等建筑材料，虽然缺乏足够的铁器工具，但仍能大量建造石结构建筑。西方的这种历史叙述显然大量违背了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为什么他们在没有充分技术支持的情况下，能做到如此高水平的石材应用呢？这背后的原因值得深思。

第三，历史叙述的标准是否统一。

在西方历史叙述中，一个显著的问题是“双标”。西方常常对待不同的历史事件采用不同的标准，尤其在考古和历史研究领域，这一现象尤为突出。例如，特洛伊遗址的发现，西方宣称它验证了荷马史诗中的历史真实性。然而，西方对于夏朝的考证却要求严格的“字证”，而特洛伊遗址并没有这样的证据，除了与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伊城位置大致相符外，几乎没有其他实质性的一致性。即便如此，西方仍然将该遗址命名为“特洛伊遗址”。同样，古希腊文献的传承在中世纪一度中断了千年，但西方仍然视其为可信的历史来源，而对于中国夏朝的史料，却表示怀疑，认为它们很可能是后人所编撰的。

更进一步，西方对于历史的双重标准时常出现在对待中西方历史时。西方对自己的历史评价较高，而对于其他文明往往采取不同的标准。即使目前的考古研究标准多由西方主导，但其双重标准仍然频繁出现，目的无非是维护其“辉煌历史”的形象。如果我们用中国传统的历史标准来衡量西方历史，西方的许多历史叙述是否还能站得住脚呢？

因此，缺乏独立思考地盲目接受西方历史叙述，显然并不是明智之举。通过上述三点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西方历史的叙述存在许多问题，很多历史观点仍需重新考证。对于这样的历史，我们不能轻易相信“西方怎么写就怎么信”。同样，我们也不应将质疑西方历史的行为视为“反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