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结束后，美国迅速成为全球的“警察局局长”，这一局面让苏联深感不满。与美国结盟的国家多达14个，而选择与苏联合作的国家仅有7个。正值此时，非洲的独立运动蓬勃兴起，赫鲁晓夫眼前一亮，认为这正是一个对抗美国的好机会。只要能够拉拢这些新兴的非洲国家，苏联或许能够改变国际格局。

赫鲁晓夫开始了一项宏大的计划，他希望通过接收非洲的留学生，培养他们成为亲苏的政治力量。通过向这些非洲学子灌输苏联的思想，培养他们回国后建立支持苏联的政权，赫鲁晓夫觉得自己能够实现一箭三雕的效果。1960年，赫鲁晓夫建立了友谊大学，专门接收非洲黑人留学生，然而他没想到，这次看似英明的计划最终却给他带来了难以预料的麻烦。

苏联媒体开始大肆宣传：“非洲兄弟们，你们的好日子来了！到苏联来，不仅能免费学习先进的技术和知识，每个月还有90卢布的奖金！”对于非洲国家而言，这样的诱惑简直不可抵挡。即便是贵族阶层，也没有如此丰厚的财富。毕竟，当时卢布与美元的汇率几乎是一比一，而苏联普通工薪阶层的收入大多仅为四五十卢布。

这个消息一出，非洲国家的留学热潮瞬间爆发。前一年，去苏联留学的非洲人不到一百人，但自从政策发布后，1960年赴苏的非洲学生数量飙升至五千多人。赫鲁晓夫自然非常高兴，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这一政策。各地政府部门不敢怠慢，纷纷将接收非洲留学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大家都明白，只要能够获得赫鲁晓夫的赏识，就能在政绩上大赚一笔。

然而，正是因为这一政策过于宽松，非洲国家的各类人士都涌向了苏联，从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到街头混混、无知的文盲都有。特别是一些不学无术的人，到了苏联的大学后，频繁制造混乱，甚至展现出了令人无法忍受的行为和思想。某次，一位非洲留学生在课堂上突然站起来大声喊道：“别讲这些没用的东西，快教我们怎么造宇宙飞船！”这句话让苏联教授顿时愣住了，几分钟后才回过神来，并耐心地解释说：“你们现在的基础知识还不足以理解宇宙飞船的技术，得先打好基础。”然而，非洲学生对此表示不满，认为自己可以迅速掌握这一技术，甚至声称自己受到了种族歧视，开始向赫鲁晓夫投诉。

赫鲁晓夫为了保持苏非友谊的良好形象，立即要求教育部门处分该名教授。此事迅速在苏联的教育圈传开，其他教授也很快明白了一个道理：非洲留学生已经成为了“不可得罪”的群体。为了避免麻烦，许多学校开始对非洲留学生放任自流，完全不管他们是否按时完成作业，甚至对他们的违规行为视而不见。

缺乏管理的非洲留学生们开始放肆，他们把家乡的传统带到了苏联，尤其是对待女性的态度极为粗暴，甚至调戏、侮辱苏联女学生。由于非洲留学生的超国民待遇和高额奖金，部分苏联女性对他们趋之若鹜，但也有许多女性对这种行为感到不满，冲突逐渐增多。1962年底，友谊大学举办了一场舞会，原本旨在促进苏非友谊，但却演变成了暴力冲突。一个非洲留学生在邀请苏联女学生跳舞时遭到拒绝，于是他向她脸上吐了一口唾沫。女学生一气之下给了他一个耳光，结果双方爆发了大规模打斗。

当时的苏联警察迅速赶到现场处理，然而校方和警方对非洲留学生的暴力行为几乎没有任何惩罚。此事很快在苏联引发了广泛的不满。随着类似事件的增多，苏联民众的怒火越来越高涨，但由于赫鲁晓夫政府的固执，民众只能忍气吞声。直到1963年12月19日，500多名非洲留学生在莫斯科红场举行游行示威，摧毁建筑、抢劫商店、烧毁汽车，赫鲁晓夫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这次示威的导火索是一名加纳留学生的死因，留学生们认为是苏联人谋害了他，尽管调查结果显示，这名学生因酒后睡在路边冻死。尽管真相揭晓，但非洲留学生的愤怒情绪并未消散。西方媒体迅速介入，大肆报道了红场的示威事件，赫鲁晓夫的政府因此陷入了国际舆论的漩涡，苏联的形象遭到了严重损害。

在此之后，苏联的反应却更加恶化。为了解决非洲留学生的问题，许多学校创新性地推出了“学伴”制度，为每个非洲留学生配备一名或多名苏联女学生，协助他们完成学业。这个做法显然是火上浇油，许多女学生被这些非洲留学生侵犯，导致更多的矛盾和冲突。尽管如此，赫鲁晓夫政府并没有对这一制度做出任何调整，反而进一步推行，最终激怒了更多的苏联民众。

随着问题的积累，苏联开始加强对非洲留学生的监管。共青团组织了巡逻队，专门监督留学生的行为，确保他们不再惹事生非，甚至有的留学生因屡次违纪被遣返回国。这一系列措施虽然有效地控制了部分非洲留学生的行为，但也让那些正派留学生失去了对苏联的信任，开始大力宣传苏联的负面形象。

结果，赫鲁晓夫政府的初衷——通过大规模吸引非洲留学生来巩固国际形象——不仅未能达成目标，反而让苏联在国际上面临了更多的质疑和指责。最终，这场“留学风波”彻底改变了苏联与非洲之间的关系，也让赫鲁晓夫政府的形象遭遇了沉重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