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所知的张家口地区，包括蔚州和蔚县，实际上是同一个地方的不同称呼。但在清朝早期，这两者却是明确分开的行政单位。当时不仅设有蔚州，还设有蔚县，且两者的州衙和县衙竟然都设在同一个城里。更复杂的是，蔚州归属于山西省大同府管辖，而蔚县则属于直隶省宣化府管理，两个省的行政界线在这里交错重叠。

由于这种模糊的管辖界限，征收钱粮和抓捕案犯时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和混乱。此外，在蔚县城南部还有一个名为广昌县的小县，面积仅有三里见方，归大同府管辖。奇怪的是，蔚县城内还设有一个专门管理广昌县广德里的官员，称为广昌巡捡，隶属于宣化府。这种多头管理的体制，可想而知其中的纷乱程度。

这种错综复杂的行政管理体制，竟然在清朝持续了几十年，直到康熙年间也未见改变。直到雍正帝即位后，才开始关注这一问题，亲自过问这场地方纷争。

1727年，即雍正五年十二月初四，雍正皇帝下达一道谕旨，明确指出：“蔚县与广昌的界限问题，朕早已命令直隶和山西两省督抚详细商议并报告，为何至今尚未奏闻？两省交界处的州县合并，对于地方管理大有裨益。譬如蔚州、蔚县的边界，位于直隶保安（今涿鹿）和西宁（今阳原）之间，理应一并划归直隶宣化府管辖，而蔚州辖下的广昌巡捡，应归属于大同府广昌县管理，这样才能划清两省边界。督抚不得各持己见，拖延因循，务必速议速奏。”

面对皇帝的再次催促，户部自然不敢怠慢，立即推动山西和直隶两省的督抚们加快协商。山西巡抚觉罗石麟先行向户部递交了奏折，随后邀请直隶督臣宜思恭刘师恕一同前往京城，在户部召开会议商讨对策。会议最终达成一致，并在雍正六年四月二十四日向雍正皇帝上奏：

“关于皇上谕旨之事，臣等会议审议，山西巡抚觉罗石麟奏称，蔚州卫县、蔚县及广昌县连界问题纷乱不清，召集直隶督臣宜思恭刘师恕合议后查明，直隶宣化府属蔚县，地处与晋省蔚州交界，界址交错；而广昌县亦被两省分割。每逢钱粮征收、命案缉捕时，互相牵制推诿，极为不便。

皇上洞察秋毫，特颁谕令两省督抚详议归并划界，使管理便捷、界限明晰。

据巡抚石麟与署理直隶总督宜刘二人奏称，蔚州、蔚县分属两省，实属一城。鉴于蔚州地处保安与西宁之间，理应归直隶宣化府管辖。广昌县面积虽小，仅三里，但南属广昌，北属蔚县，县治与村庄交错。蔚县内设有广昌巡捡一员，负责管理广德里，亦在城内。

因此广德里应归入广昌县管辖，由山西大同府负责，督责专一，治理便捷。

本应依照石麟等建议，将蔚州、蔚县均划归直隶宣化府管理，广德里归并广昌县。所有蔚州应征地丁、钱粮、户口、版图、地亩、学校、驿站、夫马等资料，由石麟逐项核查造册，移交直隶总督。广昌巡捡所辖户口、地亩、钱粮亦应分明造册，交晋抚管理，并将清册送部核查。”

经雍正皇帝批准后，此方案于雍正六年六月二十六日正式实施，蔚州和蔚县分别归属两省的混乱局面才得以改变。

然而，蔚州和蔚县仍同时存在于同一座城中，地方官员的管理职责依然交叉，互相牵扯、推诿的现象没有根本解决。直到乾隆二十二年，也就是30多年以后，这一问题才被彻底清理明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