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国焘晚年的回忆录中，记载了一个颇具趣味的故事：

在中央红军与四方面军成功会师后的一次对话中，张国焘与博古正在闲聊。谈话间，张国焘用“润之兄”来称呼毛主席，并称朱老总为“玉阶兄”，这让博古感到极为不悦。他当场就反驳道：“没想到你竟然也喜欢这种称兄道弟的方式，这不是国民党军阀的做法吗？与布尔什维克的理念完全不符。”

张国焘认为博古的反应过于激烈，便耐心地解释道：“称兄道弟是中国传统的表现友好的方式，与国民党军阀的作风毫无关系。它表达了我们之间的平等与亲密，就像‘同志’这个称呼一样，充满了友爱和尊重。”

然而，博古并不同意张国焘的观点，他甚至将问题引申到了军队管理层面：“中央红军已经在红一方面军改变了长官与士兵之间的等级关系，军长、师长和团长都改称为指挥员，炊事员和饲养员取代了旧时的伙夫和马夫。然而，四方面军依然使用军阀时代的称谓，像是军长、师长、勤务兵等，这样的称呼，尤其是勤务兵，会让战士们感觉自己像是做低级杂役的奴隶。”

博古严肃地反问张国焘：“难道继续使用这些旧名称，就不会留下军阀主义的余毒吗？”

当时，张国焘是红四方面军的实际掌控者，而博古则是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两位高位领导人因为士兵称谓的问题产生了激烈的争执。

尽管博古的态度可能显得过于急躁——他不该用如此严厉的语言和态度与张国焘发生冲突，因为这样的争执如果处理不当，可能会被外界放大成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之间的矛盾，这对刚刚会师的两军来说无疑是个不小的隐患——但这并不意味着博古的观点毫无道理。

事实上，直到今天，人民军队所使用的称谓与博古的主张依然是一致的。我们有炊事员、警卫员、运输员、卫生员，还有指挥员、政治委员等职务称谓。

与此相对，国民党常常将高级将领称为“某某司令长官”，比如杜聿明曾担任“徐州剿总副司令兼第二兵团司令官”。而解放军则称其为“某某司令员”，比如粟裕曾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

虽然仅仅是一个字的区别，但背后的深刻含义却天差地别。它体现了毛主席关于军队建设中非常重要的一条理念——官兵平等。

关于我军战士与指挥员的称谓，还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在刘伯承元帅担任129师师长之后，他发现一些同志习惯性地称呼勤杂人员为“伙夫”、“马夫”，这让他深感不妥。于是，他召集了师部的相关人员开会，讨论这个问题。

刘伯承师长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伙夫、马夫的称呼问题可不是小事！我们是革命的队伍，是人民的队伍，和旧军队有本质的区别。旧军队管理士兵的方式是依靠体罚、压迫，官兵之间是雇佣关系，而我们是一个革命大家庭，官兵之间平等，上下都是一心的。”

刘伯承接着说道：“以后，伙夫要叫炊事员，马夫要叫饲养员，挑夫叫运输员，卫兵叫警卫员，号兵叫司号员，勤务兵叫公务员，卫生兵叫卫生员，理发师傅叫理发员。我们的兵是战斗员，指挥员才是真正的指挥者，大家都属于革命队伍的一员！”

显然，刘伯承元帅与博古的观点更为一致，而并不认同张国焘的看法。129师原本来自红四方面军，长期在鄂豫皖和川陕苏区活动，官兵平等这一点在他们那里并未做到位，这与张国焘的忽视甚至纵容不无关系。

红一方面军作为毛主席亲手建立的部队，不仅作风和纪律上做得最好，甚至堪称全军的“老大哥”，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927年的三湾改编。

参加过三湾改编的开国上将陈士榘回忆说，三湾改编给他最深刻的印象并非“支部建在连队上”，尽管当时各级党代表都存在于营以上单位，士兵们时常见到他们，甚至还常常能看到毛主席。三湾改编让陈士榘印象最深的是在连以上建立了各级“士兵委员会”。

毛主席曾明确指出：“士兵委员会的原则是：官兵平等，不许打骂士兵，废除繁文缛节，士兵有开会说话的权利。”可以看出，毛主席从一开始就将官兵平等视为建军的核心原则之一。

红军里曾有一个叫郭天民的大队长，他是黄埔四期的毕业生，习惯于体罚士兵，甚至动手打人。士兵委员会成立后，士兵们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毛主席，毛主席严厉批评了郭天民，而他也因此有所改变，开始向其他同志讲述自己的错误做法。建国后，郭天民成了新中国的开国上将。

毛主席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有一项规定“不许打人骂人”，而在后来编成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中，唱道：“第五不许打人和骂人，军阀作风坚决克服掉……遵守纪律人人要自觉……互相监督切莫违反了。”

为什么“官兵平等”如此重要？

陈士榘曾回忆：“在井冈山时，从军长到炊事员，大家都吃一样的伙食，最常见的是红糙米南瓜饭，吃得牙齿都痛。南瓜汤是白水煮的，没有盐也没有油。但是我们却高唱：红米饭，南瓜汤，吃起来，喷喷香。为什么这么香？因为我们吃得一样，从军长到战士，没有人搞特殊。”

“冬天特别冷，大家穿的都是单衣，但我们还是把房子让给受伤的战士，其他人就在野外的稻草堆里露宿。”

“有一个叫张子清的营长，在战斗中脚底中弹，由于缺乏药品和器械，子弹无法取出。张营长与其他受伤战士一样忍受着伤痛，最终因伤口感染离世。”

官兵穿吃一致，这看似微不足道，但在战场上却有着重大的意义。无论平时如何，战时指挥员也能与战士们一起冲锋，这正是人民军队和国民军队之间的区别所在，也是解放军能够在短短20年内创造新中国奇迹的核心秘诀。

至今，我们依然将五大战区的指挥官称作“某某战区司令员”，而非“某某战区司令”；我们依然使用“炊事员、司号员、警卫员”等称呼，而非“伙夫、号兵、侍卫”等。实际上，这正是延续了当年人民军队这一光荣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