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1日，依据中央军委的指示，西北野战军按统一编制及番号调整的要求，正式改为第一野战军。同一时期，军区也进行了相应的改编，西北军区从此前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调整为新的体制，贺龙担任司令员。由此，军区与野战军之间的对应关系也逐渐形成：例如东北军区与东北野战军、华东解放区与华东军区、中原野战军与中原军区等。

不过，到了1949年全国解放进入倒计时阶段，解放战争的步伐逐渐加快。从渡江战役到新中国成立，野战军和军区的关系开始发生变化。比如，第四野战军兼任了中南军区，第二野战军则兼管西南军区，形成了更为复杂的协调模式。

回到西北野战军的话题，长期以来有一种说法流传开来——“彭老总指挥的部队，实际上是贺老总亲手培养起来的”。这一观点的依据，主要来源于西北野战军的构成。尽管其中包含了部分抗日战争初期便留驻在陕甘宁边区的八路军部队，但更多的兵力来源于晋绥军区，而晋绥军区的部队中，以八路军120师为核心，再向前追溯，则与红二方面军紧密相关。

这种奇特的构成现象，与当时陕甘宁边区面临的复杂局势密切相关。实际上，四大野战军的建制并非中央一开始就设定好的，它们的形成与战局的推进紧密相连。我们在这里暂且不深究其他战区的情况，专注于西北野战军的情况。

抗战时期，为了保护党中央所在的陕甘宁边区，八路军留守处（后改称八路军留守兵团）相继成立。在1940年前后，八路军120师从晋西北调回陕甘宁，增强了八路军留守兵团的力量。到了1942年，中央决定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八路军留守兵团成为其一部分，并与联防军指挥部合并，但对外依然保留八路军留守兵团的番号。

八路军120师的晋西北根据地逐渐发展成晋绥军区，隶属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直到1945年8月21日，晋绥军区才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中独立出来，直接归中央军委指挥。

1943年至1944年间，为应对国民党军对根据地的攻击，中央从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等地抽调了大量兵力支援陕甘宁边区，直至抗战胜利。抗战结束后，各大军区逐步组建正规野战部队，晋绥军区则成立了晋绥野战军，并隶属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

1946年11月，中央再次下令，撤销了晋绥野战军和晋北野战军，并取消了野战军指挥部，重新组建晋绥军区的一纵、二纵、三纵。随着战局的变化，晋绥军区的这些纵队，以及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兵力，逐渐成为了西北野战军的骨干。

1947年2月，中央决定成立陕甘宁野战集团军，由晋绥军区一纵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一部分合并而成，张宗逊担任司令员，任务是保卫延安及党中央。然而，随着胡宗南的猛烈进攻，彭老总主动提出要求亲自指挥陕北的部队，中央同意后，将陕甘宁野战集团军撤销，成立西北野战兵团，由彭老总兼任司令员和政委。

有意思的是，彭老总以中央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的身份指挥西北野战军，这也使得西北野战军在战略任务执行上有所不同。西北野战军中的绝大部分将领，都是从八路军120师起步，往前追溯则与红二方面军紧密相连。

彭老总是否没有自己培养的部队呢？答案是否定的。事实上，彭老总将自己培养的部队融入了红一军团和红一方面军等部队。比如黄克诚、杨勇、张爱萍等人，都曾是红三军团的将领，而38军的前身便是红三军团。

虽然这些都是后话，但可以看出，晋绥军区的纵队并非一开始就完全归属于西北野战军，它们逐步融入西北野战军的建制中。1947年3月17日，王震率领二纵从晋地进入陕北，加入西北野战兵团。

在保卫延安的过程中，西北野战兵团仍然在不断抽调晋绥军区的干部，充实兵员，其中就包括时任晋绥军区第三纵副司令员兼第五旅旅长的贺炳炎。差不多就在蟠龙战役前几天，贺老总接到了来自中央的调令。作为军区司令员的贺龙，第一时间找来贺炳炎，告知中央决定将他调到西北野战兵团一纵任副司令员，并要求他服从彭老总的指挥。

贺老总对贺炳炎等老部下的个性很了解，知道他们如果不适应彭老总的指挥，可能会发生冲突。而事实上，贺炳炎接到的调令，有另一个说法，是任一纵司令员，而非副司令员。这背后与青化砭战斗中的失利有关。

1947年3月下旬，西北野战兵团在青化砭一战中歼灭敌一个整编旅，打击了胡宗南的进攻意图。彭老总原本打算趁敌军未完全汇集时，再进行一次歼灭战，但敌军指挥官刘戡的机智让计划未能顺利执行。这次失利，虽然无法归咎于张宗逊，但由于战术问题，彭老总决定将张宗逊撤职，任命贺炳炎为一纵司令员。

然而，贺炳炎一开始并不知道这个变化，直到接到调令后才了解真相。经过一番曲折，贺炳炎决定主动要求担任副司令员，并协助张宗逊指挥，最终两人化解了可能存在的矛盾。

在蟠龙战役中，贺炳炎、张宗逊与廖汉生联手指挥，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事后，贺炳炎亲自向野司报告了战况，彭老总也表示理解，取消了先前的命令。贺炳炎的为人处事和大度作风，也深深打动了所有人。

在西北野战军的建设中，贺老总的贡献不可忽视。他的高风亮节，不仅在战场上体现，更在部队建设中展现出巨大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