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西路军在总指挥徐向前和政委陈昌浩的领导下，携带着超过两万人的兵力，毅然踏上了西征的征途，目标直指“ 两马”地区。延安总部的战略设想是，通过打通与苏联的陆地联系，增强与苏联的合作，从而解决红军急需的物资供应问题。在这个关键时刻，延安地理位置的战略意义也显得尤为重要，北边与苏联接壤，西临新疆，若能顺利实现这一目标，将大大提高红军的生存与发展机会。同时，还能为日后西北联合抗日创造有利条件。

怀揣这一宏大战略目标，西路军的主力部队在徐向前的指挥下，浩浩荡荡地朝着遥远的祁连山进发。其实，红军长征后的生存环境极为严峻，陕北土地贫瘠，民众困苦，气候也异常严寒。对于庞大的红军来说，想要在这样的环境中长期生存并茁壮成长，几乎是一种天方夜谭的挑战，这也是当年张国焘选择不北上的一个重要原因。

红军抵达陕北后，面临的困境尤为严峻。经过无数次的艰苦战斗，红军的兵力已经所剩无几。此时，红军的装备和补给问题极为严重，毛主席曾不得不亲自找徐海东借钱度日。甚至连宋庆龄等党外人士也尽力为延安红军提供援助。这一切都表明了当时红军处境的极度困难，连基本的生活和作战物资都匮乏。

在这种困境下，延安总部积极展开内外援助的工作。陈云等干部前往苏联寻求支援，苏联方面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斯大林甚至为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坦克、大炮等重型武器。然而，苏联的援助并不是凭空而来的，必须打通与苏联之间的陆路通道。否则，即使有了军需物资，红军也无法顺利接收到。于是，西路军肩负着这一重要使命，开始了艰难的西征之路。

然而，西征的路途异常凶险，红军面对着多方面的阻力。张国焘的干扰、兵力的薄弱、装备的落后以及没有群众支持等因素，严重制约了红军的进展。更为致命的是，内部的战略失误，导致了西征的最终失败。西路军在祁连山一带遭遇了惨烈的失败，军政委员会决定在祁连山的一个石窝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如何突围的对策。

经过讨论，会议最终决定，由总指挥徐向前和政委陈昌浩带领少数警卫人员返回延安，向党中央汇报战况。徐向前本不愿离开部队，但在陈昌浩的坚持下，二人带着二十多名警卫，踏上了艰难的东归之路。途中，马匪频繁出没，二十多人的队伍显然过于显眼。为了减少暴露的风险，徐向前和陈昌浩决定分散行动，以避免遭遇马匪的袭击。

在离开祁连山后，二人逐渐进入人口密集的地区，容易暴露身份。于是，他们便换上了当地的农民服饰继续前进。在途中，陈昌浩遇到了一个赶往西北做生意的老乡，名叫但复三。借助老乡的帮助，二人得到了暂时的庇护。然而，徐向前的山西口音无可避免地引起了怀疑，而陈昌浩则凭借着与但复三的同乡关系，暂时化解了困境。经过一番权衡，徐向前决定暂时离开，但陈昌浩由于体力疲惫，未能同行。此时，二人的命运开始发生分岔，分别后，二人再也没有像以前那样并肩作战。

徐向前在千辛万苦之下，最终抵达了革命圣地延安。相比之下，陈昌浩则在但复三的帮助下，顺利渡过黄河，来到了西安。当时，国共第二次合作已经实现，西安的八路军联络处也逐步恢复了活动。陈昌浩原本可以凭借组织关系直接返回延安，但他却感到对西征失败的责任压力巨大，选择了退缩。此时，陈昌浩并未直接回到延安，而是决定去寻找曾在大别山一带打游击的高敬亭，希望通过重新合作东山再起。

高敬亭是陈昌浩的旧部，两人曾有过长期的革命合作关系。高敬亭在陈昌浩离开后，接过了红四方面军的重任，并在艰难的条件下成功组织起了红28军。陈昌浩认为，在高敬亭的帮助下，自己能够东山再起。但最终，陈昌浩与高敬亭的合作未能实现。高敬亭对陈昌浩的态度相当谨慎，他认为陈昌浩以“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总指挥”身份来信，态度过于强势，可能会给自己的队伍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因此，高敬亭婉言拒绝了陈昌浩的请求，并明确表示：“我这里庙小，容不下你这尊大佛！”

这一拒绝令陈昌浩非常尴尬，他并未接受这一打击，而是回到了武汉，尝试自己独立组织一支队伍。然而，大别山地区在战乱中已经十分荒芜，国民党军的破坏使得陈昌浩很难在这里立足。无奈之下，他只得返回延安。自此，陈昌浩和徐向前的命运已经发生了天壤之别，两人的政治轨迹完全不同，直到最后，陈昌浩的革命生涯也逐渐走向了尾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