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提及盛唐气象，目光多聚焦于长安的恢宏与丝绸之路上驼铃的悠扬。然而在东北亚的辽阔土地上，另一个强大政权渤海国（698年—926年）悄然崛起，被盛赞为“海东盛国”。它拥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疆域辽阔，文化昌明。但一个根本问题始终萦绕：缔造并支撑这个强盛王国近二百三十年的主体民族——渤海族人，他们的根脉究竟源自何处？

迷雾初开：靺鞨之名下的复杂族源

渤海国的统治核心自称为“靺鞨”。唐代史书《新唐书·渤海传》开篇即点明：“渤海，本粟末靺鞨附高丽者，姓大氏。” 靺鞨并非单一民族，而是广泛分布于白山黑水间的庞大族群联盟，内部支系繁多，习俗各异。

粟末靺鞨： 居于最南端（今松花江上游），紧邻高句丽，受其农耕文明影响较深，文明程度相对较高，是渤海建国集团的核心力量。

白山靺鞨： 活动于长白山地区，历史上曾长期役属于高句丽。

其他诸部：如伯咄、安车骨、拂涅、号室、黑水等部，分布更北，社会发展相对滞后，渔猎经济占主导，与渤海政权的关系时亲时疏。

渤海国的建立者大祚荣，正是出自粟末靺鞨。但“粟末靺鞨附高丽者”这短短数字，揭示了一个关键背景：粟末靺鞨的一部分，特别是大祚荣家族及其部众，曾在高句丽政权统治下长期生活，深受其制度、文化浸染。

高句丽遗民：不可或缺的建国基石

公元668年，唐与新罗联军攻灭雄踞东北亚七个世纪之久的高句丽。这场巨变导致大量高句丽遗民流散。其中一股重要力量，便是在高句丽将领带领下（包括大祚荣的父亲乞乞仲象），与粟末靺鞨等部众汇合，最终在698年于“旧国”（今吉林省敦化）建立了震国（后改称渤海）。

核心力量构成： 渤海建国集团绝非纯粹的靺鞨人。高句丽遗民凭借其相对先进的政治组织经验、农耕技术和军事素养，成为渤海政权初期至关重要的支柱。《旧唐书·渤海靺鞨传》载渤海“尽得扶余、沃沮、弁韩、朝鲜海北诸国”，其中扶余、沃沮等地区正是原高句丽故地及其附属族群居住区，这些人口大量融入渤海。

政治遗产继承： 渤海国五京制度、官职名称（如大内相、将军）等，都能看到对高句丽制度的模仿与发展痕迹，远超靺鞨部落旧制。

因此，渤海国的民族构成在建国之初就呈现出靺鞨（以粟末部为核心）为主体，融合了大量高句丽遗民的特征。没有高句丽遗民带来的政治经验和人口基础，渤海国的迅速崛起是不可想象的。

多元熔炉：渤海族的形成与认同

渤海国存续期间，其疆域不断扩展，囊括了原高句丽部分故地、夫余故地以及更广大靺鞨诸部生活区域。这一过程必然伴随着对境内众多族群的吸纳与整合。

靺鞨诸部的整合： 渤海国凭借强大实力，不断征服或招抚北方的拂涅、铁利、虞娄、越喜等靺鞨部落。虽然黑水靺鞨（女真先祖）始终相对独立，但其他靺鞨部族逐渐被纳入渤海国的统治体系，成为渤海国治下的“渤海人”。

汉文化的影响： 渤海国与唐朝关系极为密切，朝贡不绝，遣唐使众多。唐玄宗时期正式册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渤海全面学习唐朝制度、儒家文化、佛教、汉字、典章。唐朝先进文化深刻塑造了渤海的上层建筑和社会风貌。日本史料《类聚国史》中记载渤海使臣自述“渤海国者，高丽之故地也……通使聘邻，最好学习唐家”。其王室墓葬（如贞惠公主墓）出土的墓志铭完全用汉字书写，格式、内容均仿唐制。

突厥、契丹等元素： 地处东北亚交通要冲，渤海不可避免地与突厥、契丹、室韦等周边民族有所接触和交融，在军事技术、艺术风格等方面可能互有影响。

经过两百多年的共同生活、政治整合与文化交融，在渤海国疆域内，特别是统治核心区域和上层社会中，逐渐形成了一个具有共同政治归属、共享制度文化（特别是高度汉化的制度文化）、彼此认同的新的民族共同体——渤海族。 这个族群的核心血统和文化根基是靺鞨（尤其是粟末部），但融入了大量高句丽遗民的血脉与文化因子，并深受唐朝文化的全面塑造，也包含了对其他被统治靺鞨部族及周边民族元素的吸收。

余响与归途：渤海族的消融与传承

公元926年，渤海国被新兴的契丹（辽）所灭。契丹统治者采取了强制迁徙政策，将渤海遗民（主要是王室、贵族、官僚和大量平民）南迁至辽阳一带及契丹内地，分散安置。另一部分渤海人不愿臣服契丹，选择东奔投靠王氏高丽（朝鲜半岛）。还有少数留居故地或被契丹编入边防军。

融入契丹/辽： 南迁的渤海遗民数量庞大，辽朝专门设立“渤海帐司”管理，并建有“东丹国”（名义上由原渤海王太子统治）。他们逐渐融入辽朝社会，部分成为辽的官员、士兵（渤海军在辽军中颇为著名），与契丹、汉人通婚融合。金朝建立后，女真统治者视渤海为“女真同源”，给予较高地位，渤海人进一步融入女真-金的社会体系。

融入高丽/朝鲜： 投奔高丽的渤海遗民，成为高丽王朝治下的臣民，最终融入形成中的朝鲜民族。

留居故地者： 少量留在东北故地的渤海遗民，特别是北部和东部偏远地区的，可能更多地保留了靺鞨传统，成为后来女真等族群的来源之一。

渤海国灭亡后，作为一个独立政治实体的“渤海族”不复存在。 其遗民主体在辽金时期，主要融入了以契丹、女真为主体的北方民族，以及汉民族之中；迁入朝鲜半岛的部分则融入朝鲜民族。渤海族没有像契丹、女真那样直接延续为一个现代民族，但其血脉和文化基因，早已成为后世东北亚诸多民族肌体中的一部分。

结论：多元融合的历史结晶

渤海族人并非凭空出现，也非单一族源的延续。他们是在特定历史时空下（高句丽灭亡后东北亚权力重组），由靺鞨（尤其粟末部）与高句丽遗民两大核心群体共同奠基，在渤海国长达两百多年的统治熔炉中，不断吸纳境内其他靺鞨部族，并受到唐朝先进文化的深度塑造，最终锻造出的一个具有高度文化认同（尤其是汉化认同）和共同政治命运的新兴民族共同体。

渤海族的兴衰史，是一部生动的民族融合史诗。它印证了中华大地“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历史规律——不同部落、族群在碰撞与交流中打破隔阂，在政治整合与文化涵化中重塑认同，最终熔铸成具有新质的共同体。渤海国上京龙泉府遗址中，唐式宫殿基址与靺鞨风格陶器共存；贞孝公主墓精美壁画里，人物服饰兼具唐风与地方特色。这些无声的见证者诉说着一个民族形成过程中多元血脉的交织与文明火花的碰撞。

渤海族人虽已消散于历史长河，但他们留下的“海东盛国”传奇，以及其民族形成过程中展现的包容与韧性，依然为理解东北亚民族变迁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宏大格局，提供着深邃的历史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