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对国内政治局势展开了大规模的改革，力图整顿各方军阀势力。滇系的龙云，新疆的盛世才，西北的马家军，甚至川军的混乱局面，都在蒋介石的干预下逐渐被架空或收编。与此同时，新桂系的李宗仁同样被蒋介石边缘化，但新桂系依然保持着一定的独立性，甚至在等待李宗仁的归来。那么，究竟是什么使得新桂系在复杂的军阀纷争中，能够独树一帜？为什么在李宗仁被架空时，白崇禧等新桂系的核心人物并未试图争夺权力？

新桂系与其他军阀不同，在当时的中国军阀中，他们的组织体系相对先进。不同于共产党注重先锋党功能，新桂系也不具备蒋介石国民党那种帮派色彩。新桂系的核心有一个名为“革命同志会”的组织，虽然严格来说，这个组织并不是政党，但它实际上发挥了类似政党的作用。这个组织的成立并未遇到太大阻力。因为新桂系与传统的国民党并无深厚的渊源，既没有同盟会背景，也没有和兴中会的联系，相较之下，甚至没有共产党和致公党与国民党之间的关系那么密切。

新桂系在国民党内部自带某种“攻守同盟”的性质。其“革命同志会”由王公度创立，王公度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对苏联的政治体系与政党组织结构有深入了解，因此“革命同志会”带有一定的列宁先锋党性质。然而，这个组织的合法性来源并非是普遍选举或者民众支持，而是由会长的个人权威所决定。类似的组织结构，历史上也曾在其他地方出现过，比如纳粹党，也有先锋党特征，但其合法性完全建立在独裁者的权威之上。

新桂系的“革命同志会”与国民党的不同之处在于，其成员选拔异常严格。即便是广西的高层军政人物，也未必能够加入该组织。要成为成员，首先必须对李宗仁有绝对忠诚，其次，个人能力要出类拔萃。通过这个组织，李宗仁在广西的地位几乎是稳如泰山，无论是下野还是被架空，至少在广西，他依然是那个“无冕之王”。然而，这种“无冕之王”并不是谁都能成为的。李宗仁本身具备强大的个人魅力，这种魅力不仅体现在他处理政治事务的手腕上，也体现在他平易近人、关怀百姓的性格中。

李宗仁来自广西一个耕读世家，家族文化注重仁爱与责任感，这些家族特质深深影响了他的人格。他的父亲为人正直、果敢，不畏强权，敢于同贪官污吏作斗争。李宗仁从小耳濡目染，立志要做一个为民请命的官员。当李宗仁掌权广西后，他把广西建设成一个“模范省”，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民众的疾苦。李宗仁的宽厚仁爱不仅让他成为家族和乡里人的敬仰对象，也让他在广西民众中拥有强大的影响力。

然而，作为一位旧军阀，李宗仁在政治上有局限，他虽有能力实现政府的半现代化，但对于民主化的实现却无能为力，只能建立一个带有法西斯特色的政权。李宗仁虽然性格宽厚，但与蒋介石完全不同，蒋介石专注于权力和控制，而李宗仁则更注重民生与道德。

举个例子，黄绍竑曾背叛李宗仁，将三个营的兵力拉走。这在当时的军阀乱世中，无疑是背叛的大事，几乎是刀枪相向的节奏。然而，李宗仁却选择宽容，对黄绍竑不予追究。多年后，黄绍竑仍愿意为李宗仁的副总统竞选事业奔走，倾尽全力。这种宽容和胸怀，正是李宗仁人格魅力的重要体现。

虽然白崇禧在新桂系中位居第二，但与李宗仁相比，他的政治才华和领导能力还有不小的差距。白崇禧更像是新桂系的“管家婆”，处理内部大小事务，而李宗仁则是大局的掌控者。正是由于李宗仁的卓越领导和白崇禧的建设性努力，广西才能在战乱中保持相对稳定与繁荣。

白崇禧虽然军事上被誉为“小诸葛”，并且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深得蒋介石的倚重，但他在政治上的能力却远不及李宗仁。李宗仁曾在私人谈话中对白崇禧说：“你军事上确实是小诸葛，但在政治上，连三国中的蒋干都不如。”这句话虽带有一些调侃，却也反映了白崇禧在政治领域的不足。如果让白崇禧来承担李宗仁的位置，可能新桂系早就解体了。白崇禧尽管在军事上卓越，但在政治的敏锐度上，确实逊色于李宗仁。

新桂系的内部协作与互补，使得它在风云变幻的中国近代史中能够保持独立性，并且在李宗仁被暂时架空的情况下，依然能够稳定。无论是李宗仁的宽厚仁爱，还是白崇禧的军事才能，都让新桂系在中国军阀纷争的潮流中占据了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