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覃在昨天的“覃仕勇说史”平台上发布了一篇引人注目的文章，标题为《1964年，刘少奇在台上看着周恩来，说：谁要不下去，就把他赶下去》。这篇文章回顾了1964年的历史背景，尽管在“四清”运动中，刘少奇与毛主席在思想上产生了一些偏差，但在8月5日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毛主席依然全力支持刘少奇，并赞成其担任“四清”和“五反”指挥部的总指挥。这一决定不仅体现了毛主席的信任，也让刘少奇肩负起了重大的任务。

在承担这一责任后，刘少奇自然而然地想要沿着毛主席的指导方针来推进工作的开展。然而，毛主席早已意识到，问题的根源“出在上边”，而王光美提出的《桃园经验》却是从基层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刘少奇在推动工作的过程中，借鉴《桃园经验》和《后十条修正草案》，但由于这一方法，他的许多举措却出现了明显的偏差，与毛主席的意图南辕北辙。

本来，毛主席提出的阶级斗争问题是要在上层进行自查自纠，然而刘少奇却在1964年秋季大张旗鼓地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这个运动中，各个试点县无一例外地集中上万人的工作队，明显绕开了原本应该参与的农村基层干部。这一举动显露出明显的“左”倾向，导致不少基层干部在运动中受到不当的指责和委屈。

与此同时，在城市的“社教”和“工交”领域，五反运动的方向也严重扭曲，进一步偏向“左”。在运动高潮之际，甚至有150万干部响应刘少奇的号召，纷纷前往乡村蹲点。一波波的人潮涌入乡间，打着社会主义教育的旗号，实践着他们所理解的“社教”政策。

按计划，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第一次会议将于1964年12月21日召开，为此，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前几天，于12月15日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此时，刘少奇认为自己在“四清”的推进和下乡的蹲点活动上都积极参与，自然有较强的发言权，便理所当然地想主持这次重要的中央工作会议。他对此次会议准备了一份长篇报告，标题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以期在会上进行深入的探讨。

会议召开前一天，邓小平受到刘少奇的影响，认为毛主席已经年事已高，而此次会议围绕的正是颜面全在刘少奇的工作之上。出于关心之情，他特意对毛主席说：“这次会议不重要，您您就不必参与了。”没想到毛主席听后非常生气，斩钉截铁地反驳道：“谁说这个会议不重要？为什么不让我参加？”

不顾自己已是高龄，毛主席坚持要到会场。在这场合之上，本应正常的会议即将召开，但刘少奇一时感慨说：“参加可以，但不要发言了。”言外之意道出了对毛主席的顾忌，却引发了毛主席的不满。他沉默片刻摇了摇头，问道：“你们一个不让我参加会议，一个让我参加却又不让我说话，你们到底想让我干什么？我为何不能发声？”

刘少奇和邓小平面色凝重，困惑不已，一时无言以对。1964年12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如期举行，毛主席按时到达。会议中，刘少奇发表了他的讲话，随后毛主席也做了发言。这两人的言论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内容，使得许多到场的大区及省部级领导们感到困惑和不安。

会议历时将近一个月，过程中的讨论氛围十分热烈。特别是在12月28日下午的会议中，毛主席与刘少奇之间的互动更加引人注目，二人频频打断对方的发言，争相阐述各自的观点与看法。会议结束后，毛主席对刘少奇主持下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表现出明显的不满，随即决定召回已准备散会的与会人员，继续开会，并亲自主持重新制定相关问题的内容。

这次重新审定将原有的17条扩展至23条，简称《二十三条》。值得注意的是，这23条中许多内容实际上都是对先前17条的推翻与重订，通过此举，毛主席在战略层面上力图纠正运动方向的偏差，展现出他对未来政策走向的坚定掌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