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帝国的结束与溥任家族的变迁

1911年12月6日，溥任的父亲载沣正式辞去了监国摄政王职务。这一天，辛亥革命的火种已经遍布全国，各地革命起义此起彼伏，清朝政府的控制力日渐衰退，早已不再是那个自信满满、宣称“天命所归”的帝国了。在内部权力斗争的困扰下，外部列强也虎视眈眈，清朝的统治摇摇欲坠。载沣的辞职标志着清政府的进一步崩溃，而溥任和他的家族将不得不面对一个全新的时代。

不久后，南北议和的谈判进入关键阶段，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在南京宣告成立，孙中山成为临时大总统。那一天，南京的钟声响彻云霄，宣告了一个新政府的诞生。与此同时，留守紫禁城的清廷却陷入了沉默与焦虑。宣统皇帝溥仪年仅六岁，皇太后隆裕与朝中大臣紧锣密鼓地商议后续安排。尽管部分顽固势力试图通过武力来抵抗变革，隆裕太后展现出了罕见的果决，她明白，若继续依赖武力反抗，只会加速清朝的灭亡。经过长时间的商议，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代表清朝发布了退位诏书，宣布清帝逊位。这份诏书虽然谨慎措辞，声称换取“优待皇室”的条件，却标志着清朝帝国的正式结束。

当时，载沣和家人安静地坐在王府的厅堂里，得知这一消息时，他只是默默点头，然后让人收起桌上的皇室印章。他没有多说什么，只是交代管家安排好府中的事务，为未来的平稳过渡做准备。溥任与几个年幼的兄弟姐妹玩耍，似乎并不完全理解这一时刻的重大意义。清朝历经268年的统治终于画上句号，而一个全新的政治秩序悄然取而代之。

溥任家族的东北之行与抗日情绪

“9·18”事变爆发后，溥任跟随父亲载沣以私人身份前往东北。这次行程相当低调，他们只带了简单的行李，没有随行的侍卫或仆人，显得非常朴素。一路上，载沣话不多，只是偶尔提醒溥任一些事项，并告诫他到达后要保持低调，少言寡语。抵达东北后，溥任见到了溥仪和溥杰，溥仪已经在日本人控制下成为“满洲国”的傀儡皇帝，而溥杰则身处日本的控制体系中，尽管表面上享有一定的地位，实则行动受限。

溥仪的府邸外由日军把守，进出都必须提前报备，甚至连会面的礼节都带着明显的隔阂。溥任和载沣在与溥仪见面时，载沣只是简单询问溥仪的日常生活。溥仪虽然表面客气，但言辞中却隐约透露出他对自己命运的无奈，似乎完全失去了自主权。溥任注意到溥仪桌上的文件大多是日文，而身边的日军官员频繁进出，时刻保持着监视状态。

随后，载沣带着溥任前往溥杰的住所。与溥仪的环境不同，溥杰的生活相对普通，但依然无法摆脱日本的控制。溥杰对父亲和弟弟的到来表示热情，却也透露出一种小心翼翼的态度。饭后，溥杰送他们到院门外，低声叮嘱几句，眼神里充满了复杂的情感。这次东北之行使载沣心情愈加沉重，回程时，他忍不住对溥任说道：“当人家的儿皇帝有什么好处？连石敬瑭都不如。”这句话深深印在溥任的记忆里，他静静地看着父亲，那一刻，他终于理解了父亲眼中的痛苦与无奈。

后海府里的竞业小学

1947年，溥任在后海府的空房间里创办了竞业小学。刚开始，他与父亲载沣商量时，载沣因为家中经济困窘而有所犹豫。但溥任坚持说：“总不能让房子空着发霉，倒不如让它发挥些作用。”载沣最终同意了他的提议，并亲自担任学校的董事长。学校的启动资金来自家中的一些值钱物品，溥任卖掉了家中存放多年的瓷器和古玩，包括一些皇家用品。他找来了可信赖的中间人，将这些物品出售给有收藏需求的人。

学校的办学条件十分简陋。原本的空房经过简单打扫后就被改造成了教室，桌椅来自于低价收购的旧家具，溥任自己动手刷墙，修整破旧的地方。为了筹措教学物资，他还亲自去商店求得一些文具和课本，几家商铺在看到他执着的态度后，答应以较低的价格捐赠部分用品。开学那天，虽然教室里的桌椅颜色不一，但摆放得整整齐齐，孩子们在课堂上听得津津有味。

溥任不仅担任校长，还身兼教务主任，每天亲自安排课程并协调教师的时间表。若有老师临时无法授课，他会代为讲解。他的课堂风格十分特别，经常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引入知识点，令学生们爱听又易于理解。学校的规模逐渐扩大，从最初的几十名学生，到后来的两百多人。为了帮助贫困家庭，溥任曾用自己卖物品所得的钱，为这些家庭的孩子们购买书包和衣物。

解放前夕的生活困境

抗日战争胜利后，王府的宁静被打破，国民党军队和特务机关进入府内，王府正宅被改作办公和指挥中心，甚至部分房间被用作临时监狱，关押政治犯或情报人员。溥任一家只能退居后花园的一隅，这里原本是休憩的地方，但在战时成了简陋的住所。特务机关的活动异常高调，昼夜不分地审讯囚犯，铁器碰撞的声音和嘶喊声在院内回荡。溥任尽量避免正面接触，但不时看到囚犯被押送通过。

特务机关对王府的控制极为严格，家中的一举一动都被监视，甚至有时会威胁溥任提供清朝的遗留文物以换取资源。溥任一边安抚家人，一边巧妙地拒绝了这些要求。外部的局势也越来越紧张，随时可能爆发的冲突令整个王府气氛凝重，生活变得异常艰难。

王府的转变与文化遗产的捐赠

1949年，北京和平解放后，溥任家终于得到了喘息的机会。他开始着手清理王府，修缮破旧的房屋，并清理特务遗留下的杂物。经过一番整理，载沣决定将王府出售。他与溥任商量后，决定将这座府邸出售给一所高级工业学校，换取一笔资金来改善家里的生活。全家迁至东城区的一处较大宅院，虽然新居比起曾经的王府要简陋许多，但至少生活得到了安定。

随之而来的是对于清朝文化遗产的整理。载沣多次告诫溥任：“这些东西终究要有用武之地，不如送去国家保存。”于是，溥任在1951年3月将40多件珍贵文物和七千多册图书捐赠给了国家。这些文物包括金印、银册等重要遗物，图书中也有清廷的珍本史籍。文物局对此表示了感谢，溥任则低调回应：“这原本就是大家的东西，现在让它们回到该去的地方。”

2015年春，溥任在北京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