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云初

编辑|云初

本文陈述所有内容皆有可靠信息来源，赘述在文章结尾

《——【·前言·】——》

关羽败走麦城被擒，民间传颂为忠义之死；张飞遇害于自家营帐，被史书归咎于性情暴躁。一个被说成死有余辜，一个蒙受两千年误解。要看清真相，得把两人的死亡放回当时的政治与军事棋局中。

荆州的胜与败

建安二十四年，关羽在荆州节节胜利。襄樊之战中，水淹七军，俘获于禁，斩庞德，这一系列战果让他在蜀汉阵营中的地位达到巅峰。 荆州是刘备集团的东大门，也是连接益州、江东、北方的战略枢纽。关羽长期镇守于此，与刘备、诸葛亮形成南北呼应之势。

然而在权力格局中，任何一方的过度膨胀都会引发制衡。孙权始终对荆州心怀觊觎，早年借关羽之力牵制曹操，是策略上的妥协，不是放弃野心。关羽在军事上的成功，加剧了吴蜀之间的紧张。尤其是北伐襄樊期间，他调走大量兵力，导致荆州防御空虚，这在军事上是极高风险的行为。

更严重的是，关羽与孙权的关系因婚事拒绝而彻底恶化。孙权曾派使者求娶关羽之女，得到的回复近乎羞辱，这等于直接撕掉了外交缓冲的最后一层薄纸。吴国高层开始加快策划夺取荆州的行动，寻找战机。

当吕蒙提出“白衣渡江”之策时，荆州已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刘备在西蜀准备伐吴，未能在第一时间支援；诸葛亮受制于地理与兵力，也无力驰援。关羽在北线作战正酣时，南线突然崩溃，退路被切断。他败走麦城，被俘于临沮。孙权权衡利弊，选择处死，既是报复，也是彻底消除后患。

从战略角度看，关羽虽有忠义之名，却在用兵与外交上犯下致命失误。他的死不仅是孙权的冷酷，也是自身判断造成的困局。这种结果，放在冷静的史实分析中，并非完全无辜。

营帐之内的刀光

建安二十四年刘备失去荆州，蜀汉上下震动。关羽之死让刘备立誓讨伐孙权，张飞是第一批被召集准备出征的将领之一。张飞历来以勇武著称，从桃园结义到长坂坡一声大喝退曹军，他的战功在蜀汉可列前茅。刘备伐吴的筹备中，张飞被要求率兵自阆中南下，与大军会师。

就在此时，张飞的性格问题成为隐患。史书称他“严酷好酒”，对部属动辄杖责，这在长期军旅中易激生怨。营中两名属将范彊、张达因不堪苛待，又畏惧出征风险，夜半潜入中军，刺杀张飞，将首级献往东吴求取庇护。

表面上，这是一次因私人怨恨引发的主帅遇害事件。但放在当时的背景下，这场刺杀的复杂性更高。刘备急于伐吴，内部调动频繁，军心不稳。范、张二人行刺后能迅速投奔吴境，说明行动路线与接应早有安排，这让人怀疑背后可能存在更深的势力默许。

张飞的死几乎在一夜之间改变了伐吴的部署。刘备痛失悍将，士气受挫，但大军仍按计划东进，直至夷陵之战大败。史书对张飞的评价多停留在“性情暴躁，死于部下之手”，这种定性既简单又便于记述，却掩盖了可能的政治算计与内部权力斗争。

与关羽的战死不同，张飞死在自己营中，没有敌军交锋的机会。这种死法既不光荣，也难为后人书写成忠义传奇。于是，史家以性格为因，将全部责任推给他本人，使这位名将背负了两千年的冤屈。

被塑造的忠义与被抹去的真相

关羽死后，蜀汉政权和民间迅速开始塑造他的形象。荆州的失守被淡化，反倒是樊城大捷、忠守荆州的故事不断被放大。刘备举兵伐吴的动机，被叙述成“为兄报仇”的情义之举，关羽的战略失误几乎无人再提。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塑造变得越来越夸张。关羽不仅被描绘成武勇无双，更被赋予了忠诚、仁义、信义等多重道德光环。

在民间戏曲、评书和地方传说中，关羽的形象更趋神化。他的失败成了“力竭而死”的悲壮，荆州的丢失被解释为外部背叛和敌人狡诈。到了明清时期，关羽已被尊为“关圣帝君”，与孔子并列“文圣”“武圣”。这种神化让他死因的复杂性被完全淹没，只留下一个铁板钉钉的评价——为义而死。

这种评价在政治上也有功能。各朝各代的统治者都需要一个忠义的象征来稳定社会秩序，关羽的形象恰好符合这种需求。于是，关羽的死不再被讨论为一个军事失败的结果，而是被塑造成一种道德典范的牺牲。这种神化的力量如此之强，以至于在大众心目中，“死有余辜”的历史分析显得刺耳甚至不敬。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张飞在史书中的遭遇。陈寿在《三国志》中仅用寥寥数语记录他的死，强调他性格急躁，严刑逼迫部下，招致杀身之祸。这样的记述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单一的印象——暴烈、无谋、自招横祸。

问题在于，这种简单化的叙述很可能忽略了更深层的政治背景。范彊、张达刺杀张飞后，能在混乱中迅速逃到东吴，这意味着行动背后可能存在组织和策应，而不是孤立的冲动之举。考虑到当时蜀汉正准备伐吴，张飞在军中的威望和兵权足以影响战役进程，他的被除掉，或许有利于某些权力派系的重新布局。

然而，这样的分析在官方史料中并不存在。对蜀汉政权而言，承认这是一次内部政治清算只会损害形象。于是，责任全部推给张飞的性格缺陷，这既合理化了事件，又避免追查背后的复杂因素。这种“简化真相”的方式，让张飞的冤屈在史书中延续了两千年。

在关羽和张飞的死因叙述中，可以看到一个规律——历史记录往往会选择性强化或削弱某些信息，以服务于政治、道德和社会的需要。一个被塑造成忠义的化身，一个被固定为性格的牺牲品，真实与叙述之间的距离，随着时间的流逝反而越来越远。

历史如何重审两人的命运

如果将关羽与张飞的死重新放回当时的历史环境，评价会截然不同。关羽在荆州的军事行动固然有亮眼的胜利，但他在处理与孙权的关系时缺乏必要的灵活和外交手腕。

拒婚事件直接切断了双方的最后缓冲，贸然北伐导致荆州兵力空虚，都是战略上的重大风险。这些失误叠加，使他陷入孤立，被吴军和曹军前后夹击。关羽之死是政治与军事判断失误的直接后果，而非单纯的殉义。

张飞的情况更值得重新审视。他的勇猛在蜀汉军中无人质疑，从涿郡随刘备起兵，到长坂坡单骑退敌，再到汉中之战立功，他始终是刘备的得力干将。

这样的将领，在伐吴前夕被刺杀，不可能只是营中矛盾的偶发事件。范彊、张达的行动能如此顺利完成，并且带着首级安全抵达东吴，意味着有明确的路线和接应，这种周密性不可能由普通士兵独立完成。

从权力运作的角度看，张飞在军中的地位和性格都可能引发高层的担忧。刘备急于东征，需要一支绝对听令的军队，而张飞的暴烈脾气和独立性格或许成为潜在不稳定因素。虽然史料没有直接证据表明有人下令铲除张飞，但这种可能性并不能排除。

历史公正需要面对这些复杂的可能性。关羽并非毫无过错的忠义化身，张飞也并非单纯的性格受害者。他们的死都与当时的权力格局和战略决策密切相关。只是，后世对他们的记忆经过反复加工，成为服务于文化和政治的符号。

今天再看，关羽庙宇香火依旧旺盛，张飞的形象仍停留在粗犷易怒的刻板印象中。人们习惯于接受这种符号化的记忆，却很少去追问背后的真实。这种差距，不仅是两个人的命运，也是历史书写本身的局限。

真正的历史往往不那么浪漫，也不完全符合道德预期。关羽和张飞的死，一个背负了不必要的神化光环，一个背负了两千年的冤屈，这正是历史在权力、记忆和叙述交织下的必然产物。去除这些附加的色彩，也许才能看到他们真正的样子——在乱世的棋盘上，都是被规则推向终点的棋子，只是走法不同，结局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