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善长，濠州定远（今属安徽定远县）人，是明初最为显赫的开国功臣之一。他在元至正十三年（1353年）便开始辅佐朱元璋，当时朱元璋尚在群雄逐鹿的阶段，而李善长则凭借文才和谋略，迅速成为其麾下最重要的文臣。随着朱元璋势力的壮大，李善长地位日益提升，成为军政大权的核心人物，被后世称为“开国第一文臣”。

公元1367年，朱元璋自称吴王。次年，小明王韩林儿去世，朱元璋才真正改元，自立纪年。在这一过程中，李善长功劳卓著，被封为宣国公，任左相国，位居百官之首。彼时，能够与他同列公爵的，只有徐达与常遇春两人，可见李善长在朱元璋心中的地位之高。明朝建立后，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大封功臣，李善长受封世袭的韩国公，在六位同获公爵的勋臣中名列第一。他不仅官位俸禄冠绝群臣，还被赐予铁券，享有免死特权。《明史》评价朱元璋曾言：“善长虽无汗马之劳，然随朕最久，供军食功尤大，当进封大国。”这不仅彰显了李善长在明初的重要性，也体现了朱元璋对他的极高评价，将他比作汉初丞相萧何。

李善长唯一的儿子更是迎娶了朱元璋的长女，由此与皇室结为亲家。可以说，在明初功臣中，他的地位尊荣几乎无人能及。然而，这份荣耀并未伴随他终老。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时年七十七岁的李善长，因被牵连进“胡惟庸案”，被朱元璋定罪为“知逆不举、怀两端”的大逆之徒，最终被处死。他的家族七十余口也遭遇诛连，唯有因娶公主的儿子幸免于死，被流放他地。李善长从功臣之首沦落至满门覆灭，实在令人唏嘘。

然而，李善长之死并非简单的“胡惟庸余党”案。后世学者普遍认为，他的遭遇更多与朱元璋的猜忌心理以及权力平衡的考量相关。明史记载，李善长在位时多有让朱元璋不满之举，例如恃宠骄纵、不事问候、受恩不谢、私自调兵，甚至对胡惟庸的反叛行为抱有观望态度。这些细节虽不足以构成谋反，但却不断积累朱元璋对他的怨怼。尤其是当蓝玉在北征时捕获胡惟庸与外敌勾结的使者，而李善长选择隐而不报，这使朱元璋更感到李善长可能成为新的权臣核心。倘若淮西勋贵集团以他为依托，必会动摇皇权根基。朱元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因此最终痛下杀手。

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朱元璋出于个人恩怨与情绪发泄。李善长受宠多年，官位爵禄、姻亲关系都已达极致，朱元璋自认为对他恩遇无比隆厚，却未见李善长表现出臣子应有的谦恭与感激。徐达、汤和等人皆能谨守本分，李善长却频频越矩，这在朱元璋心中或许已是大不敬。李善长之死，或许不仅是政治算计，更是朱元璋长久压抑不满的爆发。

值得注意的是，在李善长被诛二百余年后，南明弘光帝为其追谥“襄愍”，这实际上是对其蒙冤的认可。若非冤案，明朝后世皇帝断不会轻易推翻太祖朱元璋的定论。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傅友德、冯胜等功臣身上，他们被朱元璋清算，却在后代得到平反。由此可见，李善长之死并非因铁案，而是朱元璋在政治与私怨交织下的一次极端决断。

综观李善长一生，他是明初最重要的开国辅臣，既曾被推至功臣之首的荣耀之巅，也最终落得满门覆灭的悲惨下场。他的遭遇，折射出朱元璋性格中的多疑与残酷，也体现了帝王对权力的绝对掌控。功臣可以被尊崇，但若威望过盛，便可能成为君主眼中的隐患。李善长由极盛而转为极衰，正是这一历史规律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