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这片横亘于青藏高原南部的广袤土地，面积达 120 万平方公里，仅次于新疆，位列中国各省区第二。作为亚洲水塔，印度河、雅鲁藏布江、怒江等大江大河皆发源于此，滋养着沿岸无数生灵。从历史维度看，西藏自古便是羌族与藏族的活动家园，唐代曾崛起强盛的吐蕃王国（618 年 —842 年），唐末后陷入分裂割据。那么，这片神圣的土地究竟何时正式纳入中国版图？要解答这一问题，需循着历史的轨迹，从民族渊源、政权互动到中央政权的管辖演变，逐一梳理。

一、唐蕃时期：汉藏同源的早期互动与和平交融

藏族的起源，与中华民族的重要分支 —— 羌族（广义）有着深厚渊源。约 5000 年前，古羌人迁徙至青藏高原边缘地带，随后逐渐分化：一部分进入渭河流域，发展出农耕文明，融入华夏族；一部分留在甘青地区，延续游牧传统，成为羌族；另一部分深入西藏腹地，历经千年演化，形成了后来的藏族（“藏族” 这一名称始于明清，此前多称 “羌” 或 “吐蕃”）。从语言谱系来看，藏语与汉语同属汉藏语系，诸多词汇与语法存在共通性，这一科学依据清晰印证了藏、羌、汉三族 “同宗同源” 的历史渊源。

在吐蕃王朝建立前，西藏地区长期处于部落分立状态，大小氏族政权各自为政，互不统属。直到 6 世纪，山南地区的雅隆部落逐渐崛起，势力扩展至拉萨河流域。松赞干布继位后，凭借卓越的军事与政治才能，先后兼并苏毗、羊同、白兰、党项等部族，统一整个青藏高原，于 7 世纪正式建立吐蕃王朝，定都逻些（今拉萨），这是西藏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政权。

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

值得注意的是，吐蕃对西域的控制，客观上填补了唐朝退出后的势力真空，阻止了阿拉伯帝国向西域的扩张，为维护中国西北疆域的完整发挥了间接作用。但长期四面征战也耗尽了吐蕃的国力，9 世纪后，吐蕃在南线败于南诏、东线不敌唐朝、西域遭阿拉伯帝国袭扰，逐步走向衰落。在此背景下，双方的关系从对抗转向和解。821 年，唐蕃在长安、逻些先后举行会盟，最终树立 “唐蕃会盟碑”（至今矗立拉萨大昭寺前），以 “舅甥关系” 明确双方边界与和平承诺，结束了长达 200 年的纷争，开启了汉藏民族和平交往的新篇章。

840 年之后，吐蕃王朝因内部矛盾激化而土崩瓦解，西藏地区陷入长期混战，最终形成四大王系割据局面：拉萨王系、阿里王系、亚泽王系（均位于西藏本土）与雅隆觉阿王系（位于青海），这一分裂状态持续了近 400 年。

二、蒙元时期：西藏首次完整纳入中国版图

吐蕃王朝时期的藏族，以骁勇善战著称，战斗力不亚于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但王朝瓦解后，藏族逐渐褪去尚武之风，转向温和与信仰，这一转变的核心驱动力，是佛教的传播与融合。

布达拉宫

吐蕃王朝建立后，佛教开始规模化传入：文成公主（唐朝）与尺尊公主（尼泊尔）入藏时，带来了佛像、佛经与工匠，推动吐蕃王室率先信奉佛教；松赞干布还派遣大臣赴印度学习梵文与佛学，为佛教传播奠定基础。此后，赤松德赞、赤祖德赞两位赞普进一步扶持佛教发展，修建寺院、翻译佛经，三人并称为 “祖孙三王”，成为吐蕃佛教发展的关键人物。

藏传佛教

不过，吐蕃佛教也曾遭遇重创：842 年朗达玛继位后，推行大规模 “灭佛运动”，寺院被毁、僧侣被迫还俗，佛教在西藏的传播陷入 “黑暗时代”。但灭佛百年后，佛教从印度、尼泊尔及内地再度传入西藏，与当地苯教文化融合，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 “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到蒙古人进入西藏前，西藏已基本确立 “政教合一” 制度，宗教势力渗透到社会各层面，也让藏族的民族性格从 “凶悍” 转向 “平和”。

13 世纪，蒙古汗国崛起于蒙古草原，开启了对周边地区的统一进程。1239 年，蒙古王子窝端率军进入西藏，面对蒙古大军的强大实力，分裂已久的吐蕃各部落无力抵抗，纷纷归附。1247 年，吐蕃宗教领袖萨迦・班智达与窝端在凉州（今甘肃武威）会面，签订《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明确吐蕃地区 “归附蒙古汗国”，接受蒙古的行政管辖，这是西藏与中央政权建立直接隶属关系的开端。

八思巴和忽必烈

1271 年，忽必烈改国号为 “大元”，建立元朝，正式继承中原王朝正统。对于吐蕃地区，元朝设立 “宣政院”（初名总制院）作为最高管辖机构，专门负责西藏事务。为实现有效统治，元朝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在西藏清查民户、划定行政区域；设置驿站连接内地与西藏，保障交通与政令传递；征收赋税、驻扎军队，强化军事管控；任命当地贵族与宗教领袖担任官员，同时派遣中央官员监督；统一西藏的历法与刑法，将其纳入元朝的法制体系。此外，元朝还在西藏设立乌思藏宣慰司，下设 13 个万户府与若干千户所，形成层级分明的行政体系。

这些举措并非简单的 “名义册封”，而是涵盖行政、军事、经济、法律等多维度的直接管辖，标志着西藏在历史上第一次完整地纳入中国版图。值得一提的是，蒙古与西藏的关系呈现出 “政治征服” 与 “文化影响” 的双向互动：蒙古人在政治上统一西藏，而藏传佛教则逐渐成为蒙古民族的主要信仰，为后续蒙藏关系的深化奠定了基础。

三、明清时期：从名义管辖到驻藏大臣的直接治理

1368 年，明朝取代元朝后，明确宣布 “继承元朝对西藏的主权”，延续了中央政权对西藏的管辖。在行政设置上，明朝基本保留了元朝的乌思藏宣慰司体系，同时创新管理方式 —— 大规模分封西藏僧官，通过 “僧官制度” 维系与西藏宗教势力的联系，要求西藏各部落定期向中央缴纳贡赋，并开通内地通往西藏的驿站，保障人员与物资往来。

不过，与元朝相比，明朝对西藏的控制更多停留在 “名义层面”：既未派遣军队驻扎西藏，也未设置中央官员直接治理，西藏内部的地方政权（如萨迦、帕竹、仁蚌巴、藏巴汗等王朝）仍保持较高的自主性，仅在名义上接受明朝册封，本质上属于 “土司制度” 下的间接管辖。

清朝初期地图

17 世纪后，西藏局势再度变化：1613 年，藏巴汗王朝内乱，噶玛噶举派建立噶玛王国，取缔达赖、班禅的宗教封号。危急时刻，达赖与班禅向青海的和硕特蒙古求援。1642 年，和硕特蒙古首领固始汗率军入藏，推翻噶玛王国，统一青藏地区，建立和硕特汗国。由于和硕特蒙古属于卫拉特蒙古分支，而 1635 年皇太极已征服漠南蒙古，成为蒙古各部公认的 “大汗”，因此和硕特汗国在名义上隶属于清朝。

1646 年，和硕特汗国正式向顺治皇帝称臣，清廷赐以甲胄弓矢，确认其对青藏地区的统辖权；1652 年，五世达赖喇嘛应邀进京朝见顺治帝，顺治帝正式册封其为 “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确立了达赖喇嘛的宗教地位；1713 年，康熙帝进一步册封五世班禅为 “班禅额尔德尼”，明确达赖与班禅 “分管前藏与后藏” 的宗教分工；1709 年，康熙帝还派遣大臣赫寿赴拉萨，监理和硕特汗国政务，标志着清朝对西藏的管控开始加强。

清朝对西藏的直接治理，始于对 “准噶尔之乱” 的平定。17 世纪末，西北准噶尔汗国崛起，在沙俄支持下不断袭扰蒙古与青藏地区，企图建立横跨欧亚的草原帝国。1717 年，准噶尔军队攻入西藏，灭亡和硕特汗国，西藏陷入混乱。为维护国家统一，1721 年康熙帝派遣大军入藏，成功驱逐准噶尔势力，史称 “驱准保藏”。此后，清朝首次在西藏驻扎军队（初为 4000 人，后减至 1000 人），实现了军事上的直接管控。

1728 年，西藏发生 “五噶伦内乱”，清朝再次出兵平定后，正式设立 “驻藏大臣”。驻藏大臣作为清朝中央政府的代表，总揽西藏地方的人事任免、行政事务、财政收支、军事调度、司法审判、外交事务等一切核心权力，同时规定达赖、班禅的转世必须通过 “金瓶掣签” 制度，由驻藏大臣监督确认，确保中央政权对西藏宗教与政治事务的最终决定权。这一系列措施，标志着清朝对西藏实现了 “直接、全面的管辖”，西藏作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地位在制度层面得到了彻底巩固。

从唐蕃时期的民族交融，到蒙元时期首次纳入版图，再到明清时期逐步完善管辖制度，西藏与中国中央政权的联系不断深化，最终形成 “不可分割” 的历史与法理事实。这段历史不仅是西藏发展的重要脉络，更是中华民族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关键篇章，值得每一个中国人深入了解与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