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思想家李贽（李卓吾）曾写过一副著名的对联：“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这句话用来评价三国时期的蜀汉丞相诸葛亮，十分贴切。诸葛亮之所以行事谨慎，是因为他接管蜀汉时，局势已极度危急。夷陵之战惨败，刘备去世，蜀汉名将损失殆尽，只剩赵云和魏延还能一战，甚至连亲属出身的吴懿都需要提防，顾命大臣李严也并不可靠。稍有差池，就可能让蜀汉陷入混乱，步袁绍后尘。

《三国演义》里有“诸葛亮安居平五路”的描写，说他派马超驻守、调兵拒敌，但这是虚构。事实上，马超早在刘备称帝前就已病逝，黄忠也死得更早，连刘备的登基典礼都没能参加。

历史上，刘备临终前曾与孙权重新和解，恢复了孙刘联盟。这并非出于情谊，而是形势所迫。有人认为，蜀汉在刘备去世后的章武二到三年间，其实有机会趁机重挫孙权，甚至夺回荆州，进而北上中原。但诸葛亮却选择了谨慎观望。为什么？

如果仔细翻看正史就会发现，当时并不存在“五路伐蜀”的情况。刘备死后，曹魏与东吴才是真正的对手，蜀汉则保持观望。孙权是个典型的投机者，既向曹丕称臣，又不得不向刘备求和。刘备当初兴师伐吴，虽愤怒于关羽之死，但也清楚此举风险极大。陆逊在战事初期便与刘备交手，吃过亏后才逐渐掌握战局，并在夷陵之战中大胜蜀军。

陈寿写《三国志》时，态度十分明显：尊刘备为“先主”，却只称孙权为“权”。这种直呼其名的方式，在古代是不敬的表现，可见作者对刘备与孙权的态度差别。

刘备病重期间，蜀地也不太平。汉嘉太守黄元趁机叛乱，诸葛亮亲自平定，才稳住后方。由此可见，蜀汉内部对诸葛亮的拥护并不如对刘备那样真心。像彭羕、廖立、魏延、李严等人，对诸葛亮都多少心存不满。相比之下，赵云则始终忠心耿耿。

事实上，刘备驻白帝城（永安）并未放弃进攻东吴的念头。他写信给陆逊，字里行间透露出“我很快就会东征”的信号。但这更像是缓兵之计，目的是让孙权担心曹丕趁虚而入。果然，曹丕很快派三路大军攻打东吴，孙权不得不一边向曹丕示弱求饶，一边再次与蜀汉恢复联盟。

如果从时间线来看：刘备于章武二年兵败夷陵，当年九月曹魏进攻东吴，十二月孙刘联盟重建。刘备表面上同意与孙权和好，实际上是想借机让东吴把主要精力放在对抗曹魏上，而自己伺机而动。

可惜天不假人。刘备在夷陵败退后身体抱恙，一病不起。若非如此，他极可能趁魏吴激战之际再次伐吴。夷陵之战虽然是惨败，但并非全军覆没，川军仍有残部，赵云还带来新兵。若刘备真的发动第二次东征，东吴后方势必告急，孙权很可能被迫再次求和，甚至吐出荆州。

然而，随着刘备去世，权力交到诸葛亮手中。刘备遗命让李严与诸葛亮同辅后主，还特意让李严掌管军权。但李严资历和威望不足，远不如赵云、魏延在军中有号召力。最终，诸葛亮主政，选择了谨慎内修，不再贸然伐吴。

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他深知蜀汉国力有限，贸然开战风险极大。加之内部尚未稳固，他选择了“休养生息，北伐中原”的长期战略。虽然因此错过了孙吴与曹魏激战时的有利时机，但也让蜀汉避免了短期内的再度重创。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刘备没有病逝，会不会真的发动第二次伐吴？如果他强攻，孙权会不会第三次低头认输？而诸葛亮继位后，若不是一味谨慎，而是趁势出兵，又会不会改写三国历史？

这些疑问，或许正是三国史留给后世最耐人寻味的想象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