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这一变革给当时仍处于传统束缚中的中国带来了全新的思想。许多知识分子希望中国也能经历类似的苏俄式革命，像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他们对苏联模式推崇备至，开始筹建政党，准备引领中国进入新时代。然而，许多传统的文人对此表示质疑，像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等人都反对苏俄模式。他们认为，苏俄革命是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过于轻率地剥夺他人生命。如果中国仿效这种方式，国家可能会走向极端。王国维甚至预言：“我观中国之近况，恐以共和始，以共产终。”但当时的年轻人对苏联充满期待，认为这些老一辈人过于守旧，跟不上时代的步伐。

1925年，苏联的大门向中国知识分子敞开，胡适和徐志摩两位代表性人物也踏上了苏联的土地。可回国后，两人对苏俄的看法却截然不同。

胡适在苏联的停留仅有三天，但他对所见的一切都十分认同。他认为，尽管苏联政府实行长官独裁，但由于这种体制的高效性，经过一代人的教育和改革，国家最终能够实现民治。胡适的观点得到了部分人的支持，但也遭到了徐志摩的强烈反驳。

徐志摩在苏联的考察时间更长，他看到了胡适没有注意到的许多问题。回国后，徐志摩严厉批评了苏联体制。他认为胡适所看到的只是虚假的表象，苏联每次接待外国名人时，都会通过精心准备，制造出一片繁荣景象，掩盖了真实的社会问题。这些虚假繁荣，实际上只是在迷惑外界参观者，试图让他们看不到苏俄的真面目。

徐志摩指出，真正的苏俄是一个极度压制自由的国家，充满暴力和不公。他说，苏联对人民和私有财产毫无尊重，任何稍有异议的人都会被当作“异类”打压。那些敢于提出自己观点的知识分子，往往会“消失”得无影无踪，生死未卜，财产也会被随意没收。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人都生活在恐惧中，而统治者则像是高高在上的神明，其话语权等同于圣旨。

此外，徐志摩还批评苏联政府通过控制言论来维护统治。他提到，苏俄政府会审查并销毁所有反对苏联和布尔什维克的书籍、报纸内容，这和清朝的文字狱并没有本质区别。尽管如此，苏联却一方面高唱着要尊重俄国文化，另一方面却在实践中完全背离了这一理念。徐志摩认为，这种做法让他无法忍受。

更让他愤慨的是，苏联通过教育体系对孩子们进行“洗脑”，学校的教育并非传授知识，而是进行政治思想灌输。孩子们并不被教导如何判断事物的好坏，而是被要求明确划分阶级，分清敌我。在这种环境下，许多幼小的孩子内心早早埋下了阶级仇恨的种子。

徐志摩的这些观点当时成为了少数派，许多人认为他是在哗众取宠。然而，胡适在不久后也意识到自己在苏联看到的并非全貌，他开始认同徐志摩的看法，认为自己曾经过于乐观地看待苏联模式。从此，胡适在政治立场上逐渐与苏俄保持距离，坚定支持国民政府。

1935年，徐志摩因飞机失事不幸去世，未能亲眼看到中国在经历一系列变革后发生的巨大变化，这成了他未竟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