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皖南事变后，尽管面临巨大压力，我党没有屈服，反而决定重建新四军。此次重建不仅恢复了我党的抗日力量，还改变了之前游击队的编制方式。以往的“支队”和“大队”结构被正式的“师”和“旅”这样的正规军编制所取代，这显示出我党坚定的决心和革命精神。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新四军逐渐发展壮大，成立了七个师。在解放战争时期，这些部队大多被纳入了第三野战军（简称三野）的体系，而只有第三师和第五师分别隶属于不同的野战军。其中，第三师的前身是中央嫡系的八路军115师343旅，这个部队较为独立，因此转隶并不突兀。那么，为什么第五师最终与二野结缘呢？

第五师的情况比较特殊，关键在于这支部队的历史脉络和所处的地理环境。第五师的师长是李先念，作为从红四方面军走出的干部，他与由红四方面军发展而来的二野有着天然的联系。李先念早在1939年就接受毛主席指示，带领一支百余人的队伍重返大别山地区。李先念熟悉大别山的地形和民情，很快就建立了扎实的群众基础。经过艰苦的奋斗，他组建了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人数达到九千人左右。

随着队伍人数的不断增加，独立游击支队扩编为挺进纵队，最终拥有1.5万名正规武装人员，还有十万民兵。在中原地区，李先念成功地打造了一个强大的抗日根据地，这一成绩令中央非常高兴。皖南事变后，中央决定重建新四军，挺进纵队就成为了新四军的第五师，李先念被任命为师长兼政委。

然而，第五师与其他新四军部队有所不同。首先，第五师的驻地在中原，而其他新四军的部队则基本驻扎在江南地区，这导致了指挥上的困难，且彼此间难以协调作战。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在皖南事变期间，李先念的部队远在中原，无法及时支援，也无法提供有效的支持。由于距离太远，第五师在很多情况下无法得到及时的支援。若不是之前两党对南北部队的改编约定，第五师可能并未隶属于新四军。所以，第五师没有加入三野体系也就不奇怪了。

此外，李先念与三野的主要干部并不熟悉。李先念在红四方面军工作，而三野的主要干部如陈毅、粟裕等，都是红一方面军的人。尽管在长征途中，李先念与红一方面军的干部见过面，但因为当时他们都在不同战区作战，实际接触和合作较少，这使得李先念与三野的主要干部缺乏默契。

相反，第五师加入二野后，李先念与二野的领导关系非常融洽。刘伯承早在懋功会师时就与李先念有了较多接触，而后李先念与刘伯承、邓小平等人建立了深厚的工作关系，彼此之间的合作也更加顺畅。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央决定将新四军第五师、八路军河南军区部队、冀鲁豫军区部队以及八路军南下支队等组成中原军区，李先念担任司令员。中原军区的任务是发展根据地，对抗国民党。然而，由于中原四面受敌，且临近国民党核心区，中原军区的生存条件十分艰难。最终，国民党选择突破中原军区，导致了中原突围。中原军区在这次战略转移中损失惨重，很多人员被迫分散。

李先念带领部队成功突围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跋涉，他最终到达延安。此时，原新四军第五师几乎没有成建制的存在。1947年6月，刘邓大军奉中央命令跃进大别山，李先念被调往刘邓大军，共同南下。他熟悉大别山的地形，能快速整合旧部并提出有效的战略建议。

李先念的老部队多数被编入了晋冀鲁豫野战军12纵，成为刘邓大军的重要组成部分。1948年5月，军委决定重建中原军区，李先念被任命为副司令员，协助刘伯承和邓小平统帅大部队，推动根据地建设，并在接下来的战斗中屡立战功。由于他在这一时期的突出表现，毛主席称他为“不下马的将军”。

虽然李先念具备了成为大将的资历，但由于建国后的各方面需求和毛主席的表率作用，他未能获得大将军衔。不过，李先念在其他领域同样有着巨大的成就。他先后担任过国务院副总理、财政部长和国家主席等职，最终成为了正国级的领导人。这个成就即便是元帅级别的领导人也难以超越，李先念可谓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