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星海

编辑|星海

《——【·前言·】——》

开国功臣功高震主，几乎每个皇帝都会提防这个问题。

有人说朱元璋排第二，有人说排名第一者无人能及。究竟谁最善待开国功臣？

刘秀的君臣交往与功臣待遇

刘秀起兵中原，经过多年战争，天下大乱。统一之后，他面对一批建立东汉的文武将领与文臣。统一之日，他并未只看战争功勋，而是马上分封列侯三百六十余人。史书记载建武十三年，他册封三百六十多位功臣为列侯，这种大规模封爵在新朝初立时既是奖励，也是一种政治安抚。

这些列侯中多为追随其征战的将领与地方豪强，封爵有侯、有稷、有邑，其子孙被制度允许继承爵位。功臣虽然封侯，但军事权力被限制，刘秀将兵权集中于中央，无令功臣保有大军实权以防其坐大。功臣被保全基本权利与荣誉，得到封邑与粮租，也得到礼遇与尊重。

刘秀对功臣所赐田予功臣以支其生计，不使其因战后无资而困顿。他赐邑或赐地，许其子孙继承爵禄。功臣子弟进入地方任职，被委以地方小官或治县职务。尽管封侯者多，但除非有严重罪状或者叛乱，没有大规模清除功臣之事。

历史上称“云台二十八将”“三十六功臣”等群体，无论将领名将皆得善终。刘秀晚年像其他皇帝那样大规模以谋反罪名处决开国元勋；将汗马功臣的子孙大规模赶尽杀绝的记录极少。

韩歆案件是刘秀善待开国功臣对比中偶有争议的案例。韩歆曾任大司徒，性质与开国功臣相仿。他直言敢言，讽谏朝政。韩歆因“言谏”被免职；稍后被追责，被迫自尽。

韩歆遭免与被迫自尽被认为是因言辞过刚，不因谋反。史书中光武帝对韩歆虽不全然宽容，但施刑非因权谋之威胁。文献中韩歆死后，刘秀追赠货物、钱粮，以礼葬之。此案常为善待与严治交界处的例子。

此外刘秀多次赦免投降者与叛将。更始帝阵营中若有人投降，若非重大违逆，多予重用。例如朱鲔虽曾为更始帝官吏，后被刘秀用为将官且封侯。

史书中朱鲔投降之后被赐为扶沟侯，被封之后世代袭爵。对待投降功臣行为，史籍多示宽容，而非一律诛杀。

刘秀在权力制度建设上体现对功臣的节制。他设立制度限制地方强将与重臣拥有兵权。封侯虽有，但不授予大军控制权；派任的地方官由朝廷指派而非功臣自任。

开国之初封爵后，对其参与朝政核心事务控制较严。功臣虽被尊崇，却未被允许与皇权平行。

朱元璋的封赏与清洗并行

朱元璋建国之初，对追随者、开国将领与文臣的封赏极为丰厚。封爵封邑、授官重禄成为普遍现象。在太祖早年，他将众多战功将领封为侯王，给予田地、封邑支持家庭，赐妻子与子孙生活保障。功臣子弟被允许继承爵位，享受封邑地租与粮赋收益。许多开国功臣得封侯，高官厚禄。

封赏之余，朱元璋的疑权心理随皇权稳定而渐浓。他多次开展政治整肃。洪武时期四大案是他清洗功臣与朝中重臣权力的重大事件。第一案是胡惟庸案，发生于洪武十三年（1380年），宰相胡惟庸被指擅权枉法、构党营私，朱元璋下令将其处死，与其关联者大规模株连。

中书省、六部等相关属官连累深广。史书记载李善长、陆仲亨等与胡惟庸案有牵连者后被处死。该案之后，朱元璋废除中书省与丞相制度，加强皇权一人独裁性质。

第二案是蓝玉案，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蓝玉因被控谋反被处死，相关将领与宿将被株连，家族族属被诛灭。株连人数达到万余人。将领中不少曾随朱元璋从军多年，立下战功。蓝玉被封为大将军、凉国公，曾多次北征蒙古，战功大。

蓝玉案标志着朱元璋对军事将领中潜在威胁的彻底清除。他在案发之后迅速行动，审讯、定罪、处刑过程非常迅速。许多史评认为此案中被杀或牵连者不少为开国功臣。

朱元璋还在胡惟庸案之后继续借案件整肃朝中文臣与官吏，惩治异己与官吏倒行逆施者。其法令严厉，刑罚广泛。株连制度在这些案件中频繁使用。

家属被杀，家族被灭，远房亲戚亦难以幸免。财产权、爵位被剥夺。朝廷对功臣既有恩赏，也有高压。

对于封赏与清洗并行这一矛盾，朱元璋显现出典型的“赏功臣以稳权力”“清功臣以防威胁”的模式。他在早期大规模封赏，而中后期大规模整肃。

史书中对他的治国政策中“诛戮官员”“株连系数广大”的记载多处可见。明史与相关案卷中具体数字虽有异议，但楔入史书与学界中的是“朱元璋赏功与杀功并重”。

在朱元璋对功臣的控制上还体现在制度设置。设锦衣卫、设明律审理大状，以及通过诏狱制度查办官吏。功臣宰相与将军虽获封爵，但不能长期掌握朝中实权。军权归中央控制，地方部队指挥权受朝廷监管。功臣若表现出独立于皇权以外的行动，往往被怀疑与制裁。

杯酒释兵权”与李世民的君臣温情

赵匡胤夺取天下之后，陈桥兵变赢得帝位，担心将领再起兵变，他设计“杯酒释兵权”。在一次宴席上，他召集曾经授予重大兵防权的武将，将他们的兵权收回，将他们安排在其他职务。武将们交出禁军及直属军权，却保留封号、俸禄、节度使之类名义上的职务。

解除的多是对皇权有直接威胁的兵权，而不是所有军职皆被剥夺。石守信等人保留节度使身份，但实质军政实权被缩减。赵匡胤以此稳定朝局，武将虽失权却免于被杀。此举称为“善待功臣”的标志方式，在史书与后人传说中常被提起。

“杯酒释兵权”之后，赵匡胤通过赐予田宅、保险俸禄与封妻荫子等方式保证功臣与其家属生活。那些被解除兵权的武将被安排到无威胁性的职位，这些职务虽无实战兵权，却保有体面与生计。史料记载这些功臣多数善终，无重大的谋反案件流传。赵匡胤此举虽收权，但礼遇与待遇未曾大幅降低。

李世民在“贞观之治”时期对功臣用人多以信任与重用为主。立功之将获重任，多被委以国家大事。功臣参与议政，多数保全生命与荣誉。

唐太宗设凌烟阁，将开国功臣画像列挂，以彰显功德。功臣子孙多有受封，居官或赐土地。李世民制度规范礼仪，重视功臣言辞与忠诚。

历年贞观朝中虽有个别功臣因牵扯政治争端被弹劾或被责难，但大规模诛戮之案少。侯君集因参与太子李承乾谋反案被赐自尽，张亮被以谋反罪处死，这两例常被引为例外。

大部分功臣善终，得以在政治舞台继续任职。李世民与功臣间虽存利益张力，但长时间保有礼遇与尊重，不致如某些皇帝那样逐渐疑心与清洗。

对比赵匡胤与李世民，两人对功臣的处理都包含两个动作：一是控制兵权或潜在威胁；二是保留封号、俸禄与礼仪尊崇。

这两位皇帝在善待功臣的方式中重视礼仪与尊荣，同时谨慎处置可能威胁天下安定的实权问题。功臣虽然牺牲部分权力，却享有社会尊敬与制度保障。

边缘事实与“第一者”的归属困局

各种历史评论与大众文章常把刘秀、赵匡胤、李世民排在“最善待开国功臣”的前列。刘秀被视为善终功臣最多的皇帝；赵匡胤被看作温和收兵权的典范；李世民被认为善于礼遇且不轻易杀功臣。朱元璋虽封赏厚重，但清洗频频，也被认为表现不及这三者。

刘秀史书中封侯三百六十余人，赦免投降者与叛将若非重大叛乱则重用，对功臣之子孙封赏持续多年。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后，功臣不死，人情保留，尊荣未毁；斗权之举与礼遇共存。李世民设凌烟阁、画像功臣、封赏子孙、任用功臣参与大政，礼与权的平衡被视作贞观盛世标识。

“第一者”这一称号在学术中未见明确归属。哪个皇帝真正“对开国功臣最好”取决标准。若标准为功臣“存活率高”“礼遇尊荣”“少杀戮”“保有生活保障”“子孙世袭爵位”，那么刘秀与赵匡胤表现突出；李世民亦接近。若标准为“首次封赏极厚”“财富与领地慷慨”，朱元璋在初期有优势；但他的清洗与株连使“善待”这一标签难以完整无缺。

人们常忽略，善待功臣所带来的权力风险、政治稳定问题、军权控制问题各个皇帝都有处理。有时礼遇与尊崇伴随高压与怀疑，有时封赏伴随制度限制与责任削弱。

评价一个皇帝是否“第一者”，须看哪一维度被视作最重要。刘秀与赵匡胤在大部分维度中得分高。李世民表现也接近，但刘秀在“功臣善终与礼遇持续”的指标中被评论者频频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