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的官职系统是一个非常独特且有趣的现象，很多职务都是首次创立，或者带有特殊含义。比如“总裁”这个职位，专门负责科举考试；而“丞相”在太平天国并不像秦汉时期那样权力至高，仅仅是一个名义上的中级官职，并没有像传统丞相那样的至高权力。

其中“掌率”这一职务也非常特别。刚开始时，它的地位甚至比王爵还要尊贵，拥有的权力也超过王爵。理论上，掌率职务有4个名额，但实际上只有3个人担任，这些掌权人物对太平天国的政治走向有着深远的影响。

1856年，天京事变爆发，导致杨秀清和韦昌辉被处决，这场政变对太平天国早期的职官系统造成了巨大的冲击。金田起义后，太平天国实施了“军师负责制”，即天王本身并不处理政务，所有军国大事都由军师来负责。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和韦昌辉是“首义五王”兼任军师，而石达开则并非军师。

在军师负责制和“诸王分管制”下，太平天国的政务实际由各个王负责，前提是他们需要挂上军师的头衔。杨秀清因其“天父下凡”的特殊身份，掌握了巨大的权力，东王府的六部也因此比其他王府更为强大。定都南京之前，冯云山和萧朝贵相继阵亡，杨秀清和韦昌辉的死进一步破坏了这一职官体系，导致军师负责制无法继续运作。此时，石达开回京辅政，但没有获得军师头衔，这也成为他最终因受制于两位王爷而离开的一个重要原因。

1857年初，石达开借口去雨花台巡视部队，实际上是偷偷离开南京，前往安庆，开始独立号召各地军队。洪秀全焦急万分，几次去道歉并废除“发达”王爵，但石达开坚持离开。为了弥补石达开离开后产生的权力空缺并维持太平天国的运转，洪秀全决定成立“掌率会议”，由此形成了新的管理结构。

“掌率”这一职务源自唐代，原本是负责礼仪和祭祀的低级官职，地位较低。太平天国的掌率则是一个掌管某一领域事务的领导职位，运作方式类似于隋唐的三省制。理论上，掌率职务分为正、又正、副、又副四个名额，但实际只有三人担任，并且这些掌率拥有实际的权力。三位实际掌握权力的掌率分别是正掌率蒙得恩、又正掌率陈玉成、副掌率李秀成。

在掌率制度设立之初，洪仁发和洪仁达虽然仍是王爵，但并未参与实际的政务，或许是吸取了石达开离开的教训。虽然“发达”王爵的权力没有掌率显赫，但由于掌率是实职，洪仁发等人未能参与实权的行使。

蒙得恩、陈玉成和李秀成虽然都是掌率，但他们的实际影响力各不相同。蒙得恩作为洪秀全的亲信，虽然年资久，且救过洪秀全一命，但他能力较弱，威望也不高。因此，蒙得恩实际上并不构成对洪秀全的威胁。且由于蒙得恩负责“女馆”，为各王选妃，因此风评并不好。这样一位能力较弱的掌率，被放在最高位置，实际上有助于洪秀全控制“掌率会议”。有蒙得恩在，陈玉成和李秀成的权力便得到一定制衡，避免了权力过于集中。

陈玉成虽然地位排在第二，但他更专注于军事，鲜少参与朝廷政务。陈玉成的军事才能不容小觑，他麾下有大批精锐部队，战斗力十分强悍。李秀成则是名义上的第三把手，实际上他才是实际掌握权力的人。李秀成在天京事变后，主要负责京师战场，保障粮食运输线，且他的威望和能力使他成为实际的领导者。

蒙得恩知道自己不具备领导力，因此在李秀成面前不断妥协，甚至主动将“中军主将”之位让给杨辅清，避免与李秀成发生冲突。掌率的设立和其发挥的作用，对于太平天国历史具有重要意义。在石达开离开后，掌率成为了实际的中枢机构，起到了维持太平天国运转的关键作用。

掌率制度的最大成就之一是摧毁了江北大营，并在三河战役中全歼了湘军的精锐部队，极大地削弱了曾国藩的力量。1858年，李秀成以副掌率的身份上奏天王，分析了当时的战局，并指出要解除京师围困，必须借助外地兵马。然而，洪秀全不同意李秀成的建议，担心他离开京城后无人处理政务。李秀成依然坚持，最终获得批准，离开京城去外地“借兵”。

李秀成与陈玉成的合作极为成功，他们在枞阳召开会议，团结各地将领，达成一致意见。之后，太平军在他们的指挥下成功摧毁了江北大营，打破了敌军的封锁，保障了太平天国的粮食供应。接下来，李秀成和陈玉成在三河、舒城等地的战斗中也屡次获胜，打击了湘军的主力，取得了显著的战果。

然而，掌率制度并未持续太久，洪秀全对非洪氏家族的官员缺乏信任，最终回到了“家天下”的路线。1859年，洪仁玕被召入南京，迅速封王，并获得了军师头衔，开始总理政务。洪仁玕的到来标志着掌率制度的终结，李秀成和陈玉成对此表示不满，认为洪仁玕没有立下赫赫战功，却被如此重用，最终导致了他们对太平天国政务的消极态度。

最终，太平天国政务逐渐陷入混乱，李秀成在回忆录中将这视为导致太平天国灭亡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