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6月26日，全面内战爆发。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对晋察冀军区下达的任务很明确：一方面要保卫地方，另一方面要夺取关乎全局的“三路四城”——所谓“三路”是指平汉铁路北段、同蒲路和正太路；“四城”则是大同、太原、石门（即石家庄）和保定。

毛主席对平汉线的战役格外重视。他认为，只要在平汉战役中取得突破，就有可能打开华北战局，甚至打算在平汉取胜后，从晋察冀抽调三个纵队去配合晋南各区解放山西。然而，晋察冀军区内部对是否直接承担平汉战役并不完全一致。

时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的看法是：以晋察冀当时的整体兵力，尤其在刘邓所在的晋冀鲁豫军区无法支援的情形下，不足以独自承担平汉战役。他主张先在晋北打开局面。理由很现实：晋北仅由阎锡山部的七个师驻守，相对于平汉、平津两线的国民党军要薄弱得多；如果能夺取晋北重镇大同，不仅能改变张家口“两面受敌”的被动，还能把战线往有利方向推移。

关于大同、集宁一带的战役，历史上已经有过多次分析。结果显示，傅作义在这一带的反击和增援是导致我军失利、并使得华北形势恶化的重要因素，这一局面直到东野（华北野战军）入关后才逐步解决。事后回看，是否有可能提前避免这些失败？毛主席当时的两次电报，提供了关键线索：

一是7月25日，他同意先取大同，再取平汉、正太，并要求准备歼灭可能增援的大量敌军；二是8月1日，当外围应县久攻不下时，他询问前线对大同形势的把握。毛主席的这些判断反映出对战局的深刻考虑，按理应成为前线的统一认识。

为此，聂荣臻在8月2日于阳高召开了联席会议，参会者除了晋察冀军区的领导外，还有配合作战的晋绥军区领导张宗逊。与会者总体对攻克大同持乐观态度：大家认为在晋北战役之后，大同已经成了一座孤城，守军编制不甚统一；只要我军在外围战斗中消灭敌有生力量，并借助坑道爆破等工事手段，即可攻克大同。

但会中忽视了两个重要风险：一是低估了守军的真实实力；二是错判了傅作义可能增援的速度与规模。张宗逊曾提醒傅部可能会从归绥调兵来援，但有人认为傅部调兵有限且会迟到，不会影响我军攻城节奏。结果，在实际战斗中，这两项判断都证明是致命疏漏——我军在应县久攻不下，且未能及时应对傅作义的快速介入，导致合围与攻城陷入被动。

有趣且重要的是，情报方面其实早有预警。潜伏在傅作义身边、既是其秘书又是中共地下党员的阎又文，早在战前就向中共中央通报了傅部可能参与内战的动向。阎又文1890年代入山西万荣、1933年考入山西大学，后来赴延安接受侦察情报训练，并被派入傅作义部任职，逐渐成为傅的亲信幕僚。抗战胜利后，中央派王玉与阎又文联络，并再次恢复了与他的组织关系。阎又文提供的情报十分及时，例如他曾明确指出傅作义已被拉入蒋介石的内战策略之中，可能会进攻绥东解放区。

尽管早有这些情报，前线某些领导起初并未充分重视，甚至认为对傅作义军力的估计被夸大。因此，当傅作义在1946年7月接到指挥并以“围魏救赵”的方式迅速出动时，我军在攻城与打援问题上摇摆不定，最终接连失利。傅作义随后控制了集宁、丰镇、阳高、张家口等地，华北形势进一步恶化。李克农后来感叹：华北战场初期的失败，关键在于对情报重视不足。

随后中央开始更加重视阎又文提供的情报。阎又文还向中共中央解释了傅作义与阎锡山、蒋介石之间复杂的矛盾，提出傅作义虽不属蒋系、常主张和平与谈判，但处在复杂位置，可能在条件成熟时倒向人民一方。中央据此在战略上作了调整，利用这种矛盾牵制傅作义，减少他对东北及其他战场的直接支援。

1947年，蒋介石成立华北“剿总”，任傅作义为司令。为便于统一指挥，中央将王玉与阎又文的组织关系调整到中共中央社会部直接领导。到1948年，阎又文又提供了关于傅作义思想变化的关键信息：自1947年冬起，傅作义对国民党内部腐败越来越失望，执行蒋介石命令的积极性下降，这使得中央在辽沈战役和随后的决策中做出“关门打狗”、东野入关等关键部署，直接影响了战场节奏。

总结来看，大同集宁战役的失败并非单一原因，而是情报重视不足、对敌我力量判断失误、以及对敌方可能快速调兵增援的预估不周所致。阎又文作为潜伏情报员的作用则在后期被逐步证实并放大，他提供的情报对中央制定战略决策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间接促成了后来东北野战军的入关与全国战局的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