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3日，2025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布。其中，一半奖金被授予xx国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以表彰其“发现了通过技术进步实现持续增长的先决条件”。

乔尔·莫基尔是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和历史学教授，主要从事技术和人口等领域的经济史研究。他曾深入研究公元1400年之后中国和欧洲出现的大分流现象，从科技和文化的角度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思想市场”。

乔尔·莫基尔认为，中国的“大一统”传统使中国的“思想市场”缺乏活力，知识精英们缺乏足够的安全和创新激励，当政府在创新方面转向保守后，中国的科技创新便衰退了。而欧洲“分裂又统一”的特性则创造了知识分子积极从事创新的土壤。

上述观点出自乔尔·莫基尔撰写的《增长的文化》和《富裕的杠杆》。这两本书从经济学、科技史学和文化进化学三种视角，深入研究东西方的文化特质、技术发展变化、准入门槛与交易成本、市场效率、制度因素，全面分析了工业革命何以在欧洲诞生，帮助人们理解东西方大分流等重要的历史现象。以下，为书籍内容节选：

增长的文化：现代经济的起源

乔尔·莫基尔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0-01

富裕的杠杆：技术革新与经济进步

乔尔·莫基尔 著 陈小白 译

华夏出版社 2008-01

作者认为，在经济史领域的研究中，工业革命与大分流是两个长期以来最为学界关注和讨论的话题。在中国的宋朝以前，中国的科技实力明显强于欧洲，但自宋代以后，双方出现了实力的倒置。

与众多经济学家观念不同的是，作者认为，科技作为工业革命最基本的特征，科技创新在工业革命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显著影响了东西方的社会发展进程。

而科技创新往往不是普罗大众的成果，而是少数知识精英推动的。其中，影响知识精英投身科技创新，并产生庞大社会力量的因素，值得人们深入思索。对此，作者提出了一个概念：思想市场。

“思想市场”的活跃是创新的保障

作者将“思想市场”定义为，以思想为商品的虚拟交易市场。此处的思想包括新旧观念、知识，也包括科学、技术。

在这个市场里，科学家和知识分子是思想的供给方，负责生产思想，并努力说服需求者接受、购买自己的思想，从而得到相应的回报。市场里的需求方则选择接受某种思想，以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供给和需求两方，共同决定市场中“思想”的产出结果。

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了两个影响思想市场最终产出水平的因素：正向激励的大小、负向激励的强弱。正向激励，指思想市场中知识创造者得到的回报的大小。负向激励，则指新思想可能会受到旧势力的惩罚，从而压抑新思想的创造。

由此，作者进一步分析这两个因素在中国和欧洲的表现，发现它们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样貌。

在欧洲，由于东罗马帝国的崩溃，欧洲版图上形成了众多大小不一的国家。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减了知识创造者的负向激励，因为知识分子不会受到单一政权或教权的控制和胁迫。如果在一个地方碰壁或受到压迫，知识分子可以迁移到其他能够接受其思想的地方，从而实现研究的可持续性。

而数量众多的国家为知识精英提供了数量众多的“需求者”，让知识精英们可以游走于诸国，推销自己的研究成果，寻找给予他们最高回报的“买家”，从而刺激实用知识的传播。并且，国家与国家之间持续的武装冲突，也让各国在军事科技上的需求和实力不断增加。

但在中国，大一统的君主专制制度，使个人的创新行为很容易受到单一君权的压抑。同时辽阔的统一版图使知识分子缺乏流动的图景，无法通过迁移规避压迫和寻找“新买家”的能力。

此外，明清时期的中国人口快速增加，出于维护稳定的需要，统治者可能放弃了对新技术的支持。因为，统治者首要考虑的问题是稳定，而新技术所带来的思想乃至社会变化，可能是统治者所无法控制的。因此，新技术的采用与统治者的首要目标冲突了。

“知识祖先崇拜”抑制创新的可能

从文化角度来看，作者发现西方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为科技创新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土壤，而中国顽固传承的“知识祖先崇拜”却抑制了这一可能。

作者指出，欧洲的启蒙运动是工业革命的一个重要先决条件，而启蒙运动的成果来源于欧洲“文人共和国”的共同努力。它诞生于欧洲“分裂”的版图之下，但也因此促进着不同地域文化的差异发展与交流互鉴，构成“统一”。

“文人共和国”的成员包括科学家、医生、哲学家、数学家、神学家、占星学家。他们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来自不同的国家地域，彼此并不熟识。但他们之间存在一个国际性的交流网络，互相可以通过书信和交换论文、书册来了解彼此状况、交流科学研究、汇集和保存科学研究成果。

在他们的交流中，启蒙运动形成了一套有利于创新的文化观念和文化氛围，并反过来影响知识分子的行动理念，它包括以下几点：

以务实和改善人类的物质条件为科研方向；创造桥梁让科学和技能相结合；人类社会的进步可以通过科学研究实现，而不只是思辨；可以挑战知识权威；所有的知识和思想都应被不断检验。

而同一时期，中国明清时代的思想市场与欧洲截然不同。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遵循宋代著名思想家朱熹倡导的新儒家学说，科举制度垄断了思想市场的流动性，清代尤为如此。

这导致许多中国科学家在已被验证的事实面前，依旧无法舍弃历经数千年演变的价值与信仰，践行着对孔孟、程朱等知识祖先的崇拜。一些接近技术突破边缘的技术和发明被弃用，然后被遗忘。

“小家庭式”组织模式促进创新思想的出现

关于创新精神的社会土壤，作者认为家庭、氏族、企业等社会组织模式也是一个关键。在公元1000年之后，中国和西方在社会组织形式方面走向了不同的方向。中国倾向于建立以家族为基础的社会。而在欧洲恰恰相反，大家庭正在逐渐失去其在社会组织核心中的主要作用。

在欧洲，小家庭通过婚姻建立形成新的家庭结构，不与父母长辈同住，并保持单配偶制模式，几乎没有离婚。这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个体主义、怀疑精神以及对开放性的思想变化。

同时，由于小家庭面临家庭单位小，无法提供公共和俱乐部物品等问题，所以需要社会组织来克服集体行动问题，以便人们能够作出可信的承诺和与他人合作。由此，一个基于契约的陌生人社会诞生，企业有了发展的土壤。

作者认为，企业是基于自我管理的自愿利益团体，具有永久性，并不依赖于任何特定的个人。它们通常有很强的自我管理特征，领导者对其行为负责，在同一个行业内部不具有排他性。这种非亲属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所赋予的普遍文化价值观，对后续的政治和经济结果具有决定性影响

而在中国，更强调的是宗族一体的集体责任，和对祖先长辈的尊重。宗族内部既承担家庭的基础功能，又承担着公共功能，这使得家族需要承担越来越多的责任，并成为稳固且重要的社会组织。并且家族紧密的血缘联系，也体现在教育和社会地位的提升上，具有强烈的排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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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乔尔·莫基尔看来，中国在14世纪离工业化其实只有“一根头发丝”的距离。但是由于中国“大一统”的专制制度、文化传统和社会组织模式，使得中国的思想市场流动性被阻碍，无法提供技术持续增长的动力。

“中国致力追求稳定与和平的发展目标，清代尤为如此，要说他们失败并不正确。中国在19世纪经历鸦片战争，皆因欧洲采用不同的游戏规则，进而通过侵略与扩张，让中国经历了革命及20世纪所发生的一切。若欧洲选择一条不同的发展道路，历史将截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