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历史其实远比写小说复杂。很多人认为历史写作最难的部分是收集史料，但事实并非如此。中国传统文化重视史料的保存，许多重要的史料都有留存下来，收集这些史料反而是相对容易的。但在众多史料中，往往存在许多矛盾和差异，如何选择、取舍，成了更为棘手的任务。尽管这种甄别过程需要时间，但它并不是历史写作中的最难部分，尤其当有充足的时间和人力时，十年八年的努力足以让人识别出大部分真相。

更大的挑战在于：历史该如何写？从哪个角度切入？如何写才最合适？

例如，《明史》编纂花费了整整九十多年。许多人可能以为，历时如此长久的编纂过程，主要是为了甄别史料的真伪，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官方修史的首要任务，往往是站在官方立场上，通过史料的整理，来符合当时的政治需求。史书从来不仅仅是简单的记录工具，它更具社会意义。在确保史料真实的基础上，如何通过选择性地呈现史实，来表达特定的政治观点，才是编纂史书的关键所在。

历史的叙述，往往取决于编写者的立场。同一场战争，可以被描述为“政府平定叛乱”或“被压迫者反抗压迫”，这种定性完全由编者的观点决定。对人物的评价也一样。拿秦桧来说，他在宋金谈判时被视为功臣，但在南宋准备北伐时，他又被称为卖国贼，必须被打倒。然而，当和谈政策再次被重启时，秦桧的功劳又得到了恢复，成为人们再度敬仰的对象。再往后，南宋与蒙古联手灭金时，和谈策略又不合时宜，秦桧再次被打成奸臣，沦为历史的反面角色。可以看出，历史的写作和评价，往往与当时的社会价值观和政策导向密切相关。

类似的情形在许多历史人物身上都有体现。一个人如果受到推崇，那么他的业余爱好如书法、绘画等，常常被当作多才多艺的象征，证明他有广泛的才能；但如果想要抹黑这个人，那么同样的爱好就可能被视作不务正业，或是阿谀奉承上司的手段。

因此，历史书写本身极为复杂，往往带有强烈的政治倾向。即便史实非常明确，历史的叙述也常常难以直白地呈现。有时，编写者会采取曲笔，即通过隐瞒、模糊或避重就轻的方式，来让政治倾向不那么明显。明朝的抗金名将袁可立就是一个例子，尽管他为国立下赫赫战功，在《明史》里却没有专门的传记。这是因为袁可立曾为抗击后金做出了巨大贡献，尤其在策反努尔哈赤的姻亲刘爱塔方面，给后金造成了沉重打击。可是，作为后金建立的清朝并不愿意让这样一位历史人物得到正面评价，于是对他进行了冷处理，甚至选择不提及他的历史贡献。

通过这些例子可以看出，修史不仅仅是对史料的简单整理，更是一项高难度的政治操作。清朝历时九十多年编纂《明史》，最终成功地将明朝后期的皇帝和朝廷贬低到几乎没有人提起的地步，但这一切都不露痕迹，看似完全符合史实，这才是修史的最高境界。要做到这一点，既不偏离史实，又能准确传达政治倾向，绝非短时间内能完成的任务。

事实上，历朝历代都对私修历史设有严格的禁令。这里的限制，并非在于是否能记录历史，而是对历史评论的话语权进行控制。历史学家在写历史，但最终审查和修改的却是政治家。即便按照要求修改了内容，谁也不能保证最终能通过审查，有时风向的变化可能会使得一切的努力付诸东流，甚至需要重新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