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2月，陈永贵刚刚参加完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他和人群一起走出会场，正准备离开，忽然听到背后传来一声呼喊：“永贵同志，请等一下！”他回头一看，竟然是周恩来总理。周总理邀请他去见毛主席，为毛主席庆祝生日。

上世纪60年代，山西昔阳的陈永贵带领大寨人民克服重重困难，带领他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最终重建家园，战胜了自然灾害。他们靠着满是补丁的双肩和布满老茧的铁手，努力发展生产。这一切，传遍了全国，也引起了中央领导人的注意。

1963年年底，李一清，中南局书记处书记亲自到大寨考察，深受触动。李一清表示：“虽然陈永贵只是个农民，但他身上有着强大的个人魅力，他在复杂的环境下展现了非凡的领导才能，这让我看到了农民以外的东西。”毛主席也记住了陈永贵的名字。这次，陈永贵来京参加会议时，毛主席特意把他召来。

见到陈永贵时，毛主席握住他的手，热情地与他打招呼：“永贵好啊！”席间，毛主席亲自为他夹菜，和他亲切交谈。进入中央领导层的视野后，陈永贵的名字传得更广，声望越来越高。他从大寨党支部书记一路升职，先后兼任昔阳县委书记、晋中地委书记、山西省委副书记等职。

毛主席将他视为新鲜血液，逐步推上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高位，这让陈永贵感到十分意外。

1975年初，陈永贵前往北京参加第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时，周总理叫他到身边，开门见山地说道：“你要做好准备，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把大寨精神推广到全国，怎么样？”陈永贵听后非常震惊，完全没想到自己会承担如此重任。他几乎是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总理，我文化水平不行，实在无法担任副总理！”

周总理的语气变得严肃：“陈永贵，你是党员吗？是党员，就应该接受党的安排。”在总理的坚定要求下，陈永贵只得接受了这一重要职务。

1975年，第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陈永贵被选为国务院副总理，位列第七。他从大寨的虎头山走进了中南海，成为中共高层核心成员之一。在一次昔阳干部大会上，陈永贵感慨万分，他表示：“古今中外，还没有把一个农民提到国家领导岗位上的，马克思没有做到，列宁也没有做到，毛主席做到了，这就是毛主席对工农分子的重视与信任。” 走上副总理的职位后，陈永贵面临了许多新的挑战。他常自谦：“我文化低，连个记录都写不好，根本不算合格。”每当需要写信或报告时，他通常是口头叙述，由秘书或他人代笔。进入国务院后，陈永贵更是需要处理大量的文件，这让他感到极大的压力。

有一次，老上级张怀英来到北京看他，刚好看到工作人员送文件。张怀英问他：“你怎么批文件的？”陈永贵笑着回答：“咋批？别人画圈，我也画圈呗。”他解释道，“如果他们画了圈，我也跟着画，没画的话，我就不画。”他并不擅长批文件，真正擅长的是到基层去、扑到农业工作中。

面对堆积如山的文件，陈永贵深感困扰。最终，他写信给毛主席，申请回大寨和昔阳县一线工作，亲自参与生产劳动。他还请求搬出钓鱼台3号楼。毛主席体谅他的困难，同意了他的请求。

1975年8月，陈永贵搬到了交道口的一个小院子里，家人并未随他一起搬来，他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起在这里生活与工作。闲暇时，他就回到基层，走访各地，实地考察。根据资料统计，陈永贵自从调到北京后，前后回昔阳已超过20次。无论去哪儿，他都秉持大寨的经验，主张艰苦奋斗的精神。

有时，陈永贵提出的建议与实际情况不符，引发了人们的反感。例如，他曾赞扬陕西“地是好地”，却说“就是人懒”。虽然他提倡勤奋精神，但这样的话让陕西人民听了并不高兴。他去吉林时，看到伪满时期建立的体育馆，称赞吉林“条件太好”，又说：“如果我带5000个昔阳农民来，吉林一定能焕然一新。”这些言辞让吉林的群众感到不满，很多人暗地里批评他。

1974年，陈永贵到北大荒军垦农场考察。他注意到农场里堆积了大量马粪，便批评农场领导没有有效利用这些肥料：“我们大寨有句老话，‘地里没粪就是跟人瞎混’，你们有这么好的肥料却没有用，真是浪费！”农场领导虽然接受批评，但私下里却说：“他懂个啥？大寨才几亩地，我们这里几十万亩，收都收不过来，哪有时间捡马粪？”

陈永贵的话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反感。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陈永贵不仅面临工作上的困难，也经历了许多挑战。邓小平曾表示：“有机会，我还要去大寨。别人怎么说，我不管，我要实事求是。”这些话给了陈永贵很大的安慰。

最终，陈永贵在1980年提出辞去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并得到了批准。辞职后，他搬离了交道口的住所，继续为国家做贡献，在北京东郊农场担任顾问，并始终关注祖国的土地，直至1986年病逝。

陈永贵的一生，充满了从农村到国家领导岗位的传奇，他的故事也见证了时代的变迁与农民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