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的典籍中，明朝的思想家李贽（李卓吾）写过一副极为著名的对联：“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这副对联揭示了诸葛亮一生的谨慎与吕蒙（吕端）稳重的性格。诸葛亮的谨慎并不是没有理由的，而是因为他所接手的蜀汉政权正面临极大的危险和挑战。此时的蜀汉不仅在外部遭遇强敌的压力，内部也充满了各种隐患。夷陵之战的失败、刘备的去世、以及许多重要将领的相继去世，致使蜀汉的可用战力大大减少。赵云和魏延是为数不多的能参与战斗的将领，而“国舅”吴懿则可能成为潜在的威胁，李严作为顾命大臣也未必完全可靠。任何一点疏忽，可能就会引发政权动荡，甚至导致蜀汉的崩溃。诸葛亮的谨慎正是出于对这种内外危机的深刻理解，他时时刻刻都在防范突如其来的变故。 《三国演义》曾经虚构地描写了诸葛亮“安居平五路”，让马超守住西平关，并布下奇兵以抵御敌军。事实上，这段情节并不符合史实。因为马超早在章武二年便去世了，而他临终时曾上过遗表，并未参与到后来的战事中。黄忠的去世时间也更早，甚至连刘备登基大典都未能亲自出席。虽然《三国演义》给我们提供了许多英雄化的故事，但实际的蜀汉政权已恢复了与东吴的联盟，而当时的局势错综复杂，局面远没有小说中那么简单。

在刘备去世之后，孙刘联盟得以恢复，这背后有着深刻的政治原因。刘备在临终前与孙权达成的协议，实际上是出于两方各自的利益考虑。有人提出疑问，为什么在刘备去世后的那段时间，蜀汉并未趁机收复荆州，进攻中原，恢复汉室的荣光？然而，细读史实便知，魏国的曹丕和东吴的孙权并未趁机展开所谓的“五路伐蜀”，因为此时的孙刘联盟已经恢复，蜀汉的角色更多的是置身事外，观察两大强国的博弈。 刘备去世后，孙权不仅向曹丕求援，同时也主动向刘备的继承人求和。刘备与孙权之间的联盟，绝非单纯的友情，而是两国基于各自利益的选择。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下，诸葛亮的谨慎显得尤为重要。历史中提到的陆逊并非在东吴未受威胁时才出征，实际上，早在章武元年秋，刘备就已多次向东吴施压，这让孙权感到相当困扰。陆逊虽是东吴名将，但并非无懈可击。许多史料中，陈寿用“孙权字仲谋”来形容孙权，这种表述中透露出一种轻蔑之意，显示出他对孙权并没有特别的尊重。

在《三国志》中，陈寿对刘备的尊重明显高于孙权，而诸葛亮的地位和功绩也无法忽视。如果蜀汉最终恢复了汉室，那么陈寿无疑会在史书中详细记载诸葛亮和刘备的伟大功绩。然而，诸葛亮接手蜀汉政权时，内外交困的局面非常严峻。刘备一病重，西川的局势就开始动荡。例如，章武二年冬季，汉嘉太守黄元得知刘备病重后，便起兵反叛，试图借武力争夺政权。面对这种险情，诸葛亮果断地派遣将领陈曶前去平定，最终取得了胜利。

通过对史书的深入阅读，我们不难发现，许多人对诸葛亮的忠诚并不像对刘备那样坚定。像彭羕、廖立、魏延、李严等人，虽然曾为蜀汉效力，但他们的忠诚显然不如赵云。诸葛亮到达永安时，赵云已经先行抵达并带领军队确保刘备反东吴计划的顺利进行，这也是为什么孙权感到恐慌，最终选择恢复与刘备的联盟关系，希望争取生机。

刘备去世后，孙权仍对曹丕保持警惕，特别是在曹丕准备三路进攻蜀汉时，东吴的后方却不安定。与此同时，刘备给陆逊的信也透露出他对东吴局势的深刻判断。这封信不仅是对曹军逼近的警告，也是提醒东吴要警惕曹丕的进攻，同时暗示自己并未放弃对东吴的打击。刘备的这一举动，使得孙权和陆逊不得不重新审视他们的战略布局。在曹丕三路进军的压力下，孙权选择恢复与刘备的联盟关系，暂时缓解与蜀汉之间的矛盾。

在这样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下，诸葛亮并未选择主动出兵东吴，而是依旧保持谨慎态度。或许他知道，虽然东吴的局势似乎对蜀汉有利，但时机尚不成熟。如果刘备没有生病，他或许会选择在东吴后方空虚时发起第二次伐吴。但即便如此，诸葛亮的选择依然是谨慎的，他更倾向于在局势完全明朗之前，不轻易冒险。这种谨慎的战略风格反映了诸葛亮的一贯作风：只有确保万无一失，方才出兵。 刘备与孙权之间的“和解”实际上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政治博弈。它不仅为双方争取了更多的准备时间，也为蜀汉在乱世中的生存争取了机会。尽管外敌环伺，诸葛亮在接掌蜀汉政权后，并未急于出兵，而是依然保持冷静的头脑。这种深思熟虑的态度，使得蜀汉在复杂的局势中能够保住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