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原大战结束后，清末民初时期的各大军阀势力终于被完全打垮了。那些曾经强大的军阀部队，要么被解散、缩编，要么被改组或收编。虽然一些部队得以保留，但实力已经大不如前，远不及蒋中正所领导的，以黄埔军校毕业生为基础建立的蒋系嫡系部队那般强盛。 尽管黄埔军校培养了大量优秀的军事人才，蒋中正领导的黄埔系仍然面临着复杂的局面。虽然理论上，这些黄埔毕业生都属于同一个阵营，但实际上，各种势力和山头依然存在。对于这种局面，蒋中正感到十分无奈。

首先，黄埔军校虽然在军事教育上具有相对的先进性，但其教官大多来自传统的军事学校，这些教官的风格和传统对学员产生了深远影响，甚至许多人也延续了拉帮结派的习惯。其次，许多黄埔毕业生年纪较轻，缺乏足够的实战经验，无法在短时间内超越那些有着丰富经验的老将。这些老将大多是从基层打拼上来的，或者毕业于传统军事学校，他们习惯将旧时的帮派文化带入到黄埔系中。

除此之外，蒋中正还特意在黄埔系内树立了几位典型人物，目的就是通过他们来拉拢更多的黄埔毕业生，让他们对自己更加忠诚，同时保持军中的平衡，避免某一派系过于强大。蒋中正有时甚至故意挑起不同派系之间的矛盾，使得各派势力相互牵制，这样各方都更离不开他。

在黄埔系内部，蒋中正的地位毋庸置疑是最高的，但在他之后，何应钦的影响力也不可小觑。起初，蒋中正认为何应钦只是一个忠诚老实、没有野心的将领，虽然在能力上略显不足，但他始终忠心耿耿。然而，197年4月，蒋中正在李宗仁和白崇禧的压力下被迫下台。此时，掌握黄埔军权的何应钦，如果能站出来支持蒋中正，后者或许能够顺利渡过难关。然而，何应钦却选择保持沉默，这直接导致蒋中正失去了部队的支持，只得黯然下野。这个事件也成为蒋中正后来对何应钦不满的原因之一。特别是在蒋中正复职后，他将何应钦的兵权分割给了刘峙、顾祝同和陈诚三人。其中，陈诚显得更有干劲且忠诚，蒋中正因此决定扶持陈诚，以抗衡何应钦，从而让陈诚在黄埔系内逐渐建立起了自己的派系。 蒋中正显然非常重视军权，陈诚若没有蒋中正的支持，是不敢单独成派的。除了陈诚，胡宗南和汤恩伯也分别有了自己的独立派系。胡宗南的独立性来源于蒋中正在围攻延安时将他留在陕西并赋予重任，而汤恩伯则是蒋中正担心李宗仁在第五战区的势力扩展过快，因此派他去进行监督。除此之外，黄埔系的其他毕业生大多数都归属于何应钦的派系。尽管何应钦凭借资历自成一派，但陈诚、胡宗南和汤恩伯的兵力更为强大，依靠自己派系的力量，他们获得了更高的地位。

在黄埔系中，有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那就是以杜聿明为代表的第5军。这个军的部队中，涌现了许多名将。仅从一个军的将领数量来看，第5军在蒋军中堪称翘楚。 首先，了解第5军的背景，可以看到许多熟悉的黄埔系将领，如杜聿明、郑洞国、邱清泉、戴安澜、廖耀湘、郑廷笈等几乎都来自该军。而第5军的核心部队在解放战争期间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蒋军的郑洞国1兵团、邱清泉2兵团、廖耀湘9兵团等大部分都源自第5军。值得一提的是，虽然陈诚派系的兵力强大，但在战斗力上，第5军的部队依然具有相对优势。 在解放战争时期，第5军培养出的部队包括新6军、新1军等多支精锐部队，其中很多部队装备了美式武器，占据了蒋军三分之一的兵力，战力非常强劲。这使得第5军在蒋军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然而，尽管第5军拥有强大的实力，杜聿明并未在黄埔系中建立独立的派系。这一问题可以追溯到第5军的创立者——徐庭瑶的性格。徐庭瑶为人谦和、老实，并且没有争权夺利的野心，他非常注重团结。因此，在选择接班人时，他更倾向于选择性格温和、忠诚的杜聿明，而不是那些激进的将领。

在第5军的早期，杜聿明以务实和亲民的作风吸引了很多优秀的将领，如戴安澜、邱清泉等。这些人与杜聿明的关系更像朋友而非上下级。尽管这种“朋友式”的关系赢得了杜聿明广泛的尊敬，但却没有为他建立强大派系所需的凝聚力。 另外，杜聿明在指挥作战时过于温和，也导致了不少战术失误。例如，在昆仑关战役中，杜聿明未能有效指挥机械化部队与步兵的协同作战，结果部队遭遇了严重损失。在淮海战役和辽沈战役中，尽管杜聿明有一定的影响力，但他未能果断做出决策，导致错失战机，甚至部队最终全军覆没。 这种性格上的宽厚使得杜聿明在面对部队内部问题时，常常显得不够果断。特别是在与其他将领如熊式辉、廖耀湘的关系处理中，杜聿明过于注重协调和合作，反而忽视了军中派系间的权力斗争。这使得他错失了建立自己独立派系的机会。 从蒋中正的角度来看，杜聿明无疑是一个得力的将领，但他缺乏足够的权力和魄力来创建派系。蒋中正更需要的是那些能够在关键时刻做出决策的“救火队长”，而不是一个过于宽厚的领导者。因此，尽管第5军的实力强大，杜聿明始终未能建立自己的派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