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知秦国最终胜六国，可看过商鞅“垦草令”后，你还愿生活在秦吗？
早在魏武侯时期，公叔痤就将吴起排挤走，坐稳了相国之位。魏惠王继位之初，公叔痤又全力助他稳固君位，多次挫败了韩、赵二国拥立公子缓的图谋，可谓是功劳巨大。
执政数十年，公叔痤有功有过，可地位却长期稳如泰山。然而，权势再高的人都难逃一死，公叔痤也终于到了油尽灯枯之时。临终前，他郑重地向魏惠王推荐了家臣卫鞅，甚至还说出了“如果不能重用卫鞅，就一定不能让他离开魏国”的话。可惜，魏惠王却把公叔痤的临终遗言当成了耳边风。
据说，魏惠王走后，公叔痤又叫来了卫鞅，劝他赶紧离开：“我这人向来先公后私。刚才我劝国君重用您，看样子他不会接受；我又说如果不能重用您，就一定不能让您离开魏国——如果您不尽早离开，我怕您会遭遇危险！”
听了这话，卫鞅却淡定得很，安慰这位知己：“国君既然不能听您的话重用我，又怎么会听您的话来杀我呢？”直到公叔痤葬礼结束后，卫鞅才不紧不慢地离开了魏国。
其实，在知道魏惠王不可能重用自己后，卫鞅就已确定了人生下一站的目的地。
魏国西部的秦国，刚好也发生了重大变故：秦献公去世，儿子秦孝公继位。此时，崤山以东齐、楚、魏、韩、赵、燕六强并立。尤其是魏国，为遏制秦国，从郑国旧地（今陕西渭南市华州区）沿着北洛水修筑长城，一直到上地（今陕西榆林、绥德、富县一带）。春秋崤之战以后，秦国就一直被晋国阻挡在崤山以西，已近三百年。如今三家分晋后韩、赵、魏依然如此强势，与传统诸强齐、楚、燕、秦并立称雄，魏国更是多次对秦取得大胜，这让刚继位的秦孝公意识到了巨大危机。于是，秦孝公向整个东周发出了“招贤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在魏国已经没有前途的卫鞅，听说了这一“招贤令”，毫不犹豫地赶到了秦国。在宠臣景监的引荐下，卫鞅最终得到了秦孝公认可，被任命为左庶长，在秦国推行变法。变法成功之后，秦孝公将卫鞅封到商地（今陕西商洛市东），从此改称为商鞅。
商鞅变法为后世秦国强大奠定了坚实基础，这已是众人皆知。然而，变法就意味着废除旧的社会秩序，必然会触动旧时代既得利益者的奶酪，也会遭遇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因此，任何变法都意味着高风险，往往还伴随着血腥的政治斗争。
商鞅变法，也不例外。
商鞅颁布的第一部法令，就是《垦草令》。《垦草令》，共二十条法令，主要内容是督促农民开荒种地。名为“垦草”，可这部法令却不仅是针对农民，而对秦国社会各阶层都做出了限定，以确保开荒种地之令落实到位。
《垦草令》第一条，就是针对秦国各级官员：不准官吏将当日政事拖延到次日。任何时代，政府官员都是高高在上，鲜少有人能对他们进行严密监督，因此官员处理政务时往往随心所欲，容易形成拖沓懒散的办事风格。要治民，先治官，商鞅将此放在法令的第一条，可谓正中要害。然而，他又怎么保证大小官员都能遵照执行？
第二条，统一按照粮食产量来计算田税。早期藉田制时代，农民只要在公田上付出劳役租，私田所得就全然归农民个人。后来周宣王“不藉千亩”改革，将土地私有化给卿大夫阶层，改为“彻法”征税：在粮食收获季节，官府派人现场查看，从所有田地中选取长势最好的一块田作为赋税。春秋晚期以后，田制趋于多样化，各国甚至是同一国不同卿大夫对所属田地的收税方式也不尽相同。典型如晋国，赵氏还沿用藉田制，韩、魏、范、中行各家的田制大小也彼此不同。商鞅统一收税方式与税率，不但取信于民，更是为了防止各级官员随意增加赋税、欺压农民，让农民能安安心心从事农业生产。然而，这样的改革，势必会动摇许多权贵的既得利益，会遭遇重重障碍。
第三条，是不因外国权势而给人加官晋爵。春秋战国时代，列国之间人才流动频繁。而这些在列国间频繁流动的人，大多是饱读诗书的士人，拥有深厚的他国背景。商鞅认为，只要不给这些人加官晋爵，那么秦国百姓就不会看重学识；百姓学识不高，也就不会随意到外国交游，而会专心于农业生产。这样的法令一出，商鞅就得罪了天下士人！
第四条，士大夫阶层俸禄高，家中所养门客也多，因此需要根据他们家中人口数量来增加赋税。这是想强迫权贵遣散家中食客，让那些无所事事的食客主动去务农。显然，这又是另一条得罪天下士大夫的改革！
第五条，商人不准卖粮食，农民也不准买粮食。粮食不能买卖，经商就无利可图，经商之人就少，务农的人就多了。农民不能买粮食，懒惰之人也就不得不努力耕作。这是商鞅重农抑商的重要举措，却明显违背了经济规律，能取得成功吗？
第六条，禁止寻欢作乐以及奇装异服，防止农民见异思迁，妨碍农业生产。剥夺了人们娱乐与休闲的权利，这又违背了人性。
第七条，禁止雇用佣工。如此一来，卿大夫及其他贵族家庭就无法修缮自家房屋，他们的儿女也不能不劳而获；佣工找不到雇主，也会主动回家务农。权贵们的家务都要自己亲自动手，他们怎能不痛恨商鞅？
第八条，废除旅馆。如此一来，四处游荡就无法谋生，只能回家务农。但这样秦人投亲访友都不方便了，还能不满腹怨言？
第九条，国家对山林、湖泽统一管理，不准无关人员打猎、捕鱼。这实际上是借鉴了周厉王的“专利”改革，国家垄断经营山林、湖泽资源，以获取垄断利润。虽然有助于秦国公室财政收入，可势必遭遇旧日权贵阶层的高度反对。
第十条，抬高酒、肉等奢侈品的价格，让租税高出其成本的十倍。由此，农民就无法纵情饮酒作乐，卿大夫也不会因此荒废政事，商人也因酒肉销量不佳而转向务农。无法纵情享乐的天下人，难道因此痛恨商鞅？
第十一条，加重刑事处罚措施，并成立联保机制，让人们互相监督；一人犯罪，联保之人共同受罚。联保机制，并非商鞅首创，早在他国就存在。虽然不尽合理，可相比其它法令，这已经算是更容易让人接受的了。
第十二条，禁止百姓随意迁徙，迫使百姓专心于务农。农业文明时代，农民四处迁徙之人原本就不多，这也不算太严厉。
第十三条，卿大夫、贵族家庭，除嫡长子外，其余儿子必须承担徭役和赋税，提高他们免除徭役的条件。这一法令废除了权贵子弟的特权，虽然会遭遇权贵反对，却能得到底层人士的衷心欢迎。
第十四条，大臣与大夫不得四处周游，发布各类奇谈怪论、蛊惑百姓人心。这又是一条得罪权贵的法令。
第十五条，军中市场上不准女子进入，军市商人在军队出发时必须备好铠甲与兵器；军内不得私运粮食，防止农民游荡军市，妨碍了农业生产。这是一条严格军队管制的法令，虽然必然影响到一部分人利益，但所牵涉到的人并不多。
第十六条，各郡县的政令和统治措施必须保持一致；这样，到期离任和升迁的官员都无法弄虚作假，接任的官员也不敢改变国家法令，失职官员也无法隐瞒自身的错误。这又是一条治官的举措，秦国官员处处受限，谁不怨恨商鞅？
第十七条，加重关口、集市上的商品税收。
第十八条，要求商人家中童仆都必须到官府登记注册，根据商人家中人口数量向他们摊派徭役。这么一来，农民负担就会减轻，而商人负担就会增加。农民负担轻了，就不会挨饿，会更加积极地从事农业生产。以上两条都是抑商的重要举措，那些来往秦国的商人们谁会舒心接受？
第十九条，所有粮车载重必须登记注册，农民运送粮食时不准花钱雇别人的车，更不准回程时装载私人货物；如此一来，运粮车必然来去迅速，不至于耽误农时。
第二十条，不准替罪犯求情，不准给罪犯送饭吃。罪人没了依靠，犯罪行为就得不到鼓励，农民也就不会受到危害。农民不受到危害，那么荒地也就能得到开垦了。
通观《垦草令》二十条内容，名为“垦草”，实质是对秦国社会阶层秩序从上到下的一次重大变革：底层的农民不得迁徙，不得私斗，犯罪要连坐，专心务农、勇于作战则可得到奖励；不从事生产、依仗学识四处游说的士人们想在秦国生存，要么离开，要么老老实实地回家务农；在众多的抑商政策之下，多数商人都将无利可图，被迫回归农业生产；至于卿大夫与权贵阶层，因为不能雇佣僮仆，嫡子之外的儿子也必须和普通人一样服徭役，很多时候也必须自食其力……。富贵者无功，必令其穷；贫穷者耕战有功，必令其富，这就是商鞅变法的核心指导思想。
以此而言，《垦草令》中的许多法令，不但剥夺了天下人的部分自由与权利，更是触动了众多既得利益阶层的奶酪，甚至很多法令本身根本都不合情理。表面看来，这样的变法必然会遭到绝大多数人反对，基本看不到成功的希望，失败的风险却极高。从后续历史发展来看，某种程度上也确实如此。法令中有要求废除旅馆，可后来商鞅逃亡时也投宿旅馆，说明这项法令应该是被迫终止了；又如重农抑商的各项法令，后世商人吕不韦不但能频繁出入秦国、甚至还当上了相国，说明这些法令也没能彻底执行。
既然如此，为什么商鞅变法整体还是大获成功了呢？
新法公布后，不但秦人投诉不断，连太子都率先犯法。可商鞅却不畏强权，断然对太子太傅与太师分别施以劓刑和墨刑，以惩戒太子，确保新法得以落实。新法实施一段时间后，很多人纷纷改口称赞新法，可商鞅却称他们为“扰乱教化之人”，将他们全部迁徙到了边境之上！对商鞅而言，“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以与乐成”：百姓只需执行新法，根本不需要参与讨论！
高压之下，这部充满争议的新法终于在秦国全面推广开来了。
尽管新法存在种种弊端，但其中却蕴含着打破固有阶层秩序、鼓励底层百姓通过耕战赢得向上发展空间的核心思想。西周时起固化了数百年的社会等级秩序，在商鞅变法之后，看到了崩塌的希望：后世秦国公子樗里疾亲赴前线作战，有了功劳才得以晋升；毫无背景的平民白起，却因赫赫战功而逐步踏入了上流社会。这种巨大变化，就源自于商鞅变法。因此，虽然新法确实存在种种不合理之处，也剥夺了部分人身自由与权利，却赢得了秦国底层百姓的广泛支持。因为，比起商鞅变法限制的那些自由与权利，数百年的阶层固化给底层百姓造成的痛苦更加令人绝望。
商鞅变法十年后，秦国路不拾遗，人人富裕，连深山老林里都没有盗贼；百姓奋勇为国作战，却不敢私自斗殴——秦国的崛起，已势不可挡！
然而，如果能穿越回战国时代，即便知道商鞅变法后秦战胜了山东六国，你是否还愿意在秦国生活？
看过《垦早令》之后，恐怕绝大多数现代人都会持否定态度吧！
时代不同，人们所享受的权利与自由必然存在巨大差异。如果单纯地以现代思维去否定近三千年前的商鞅变法，其实就是另一种刻舟求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