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军第三野战军中，粟司令是负责军事指挥的最高领导人。尽管当时他只是副司令员，并暂时代理司令员职务，但陈老总却给予了他极大的信任，委派他负责战役的指挥和部队的调动，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这一安排也显示出陈老总在军政方面的精妙分工与合理搭配，得到了军委的高度认可和肯定。

然而，在粟司令负责指挥和调动三野部队的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阻力。经过分析，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粟司令的资历和威望不如陈老总，他是在抗战后期才逐渐崭露头角，成为我军的重要指挥员；二是华东野战军成立之前，粟司令并未直接参与过山东解放军的指挥工作。山东野战军当时拥有许多经验丰富、威望极高的将领，如许世友、陈士榘、王建安和宋时轮等，这些将领的资历显赫，他们并没有立即对粟司令产生完全的信服。特别是在粟司令刚接手指挥时，他们对他的指挥方式和部署产生了疑虑，甚至有一些将领不愿意听从他的指挥。如果没有陈老总的坚定支持和干预，很多战役的推进可能就难以按粟司令的计划顺利进行。

随着时间的推移，许世友、王建安、陈士榘等将领通过与粟司令多次合作，逐渐意识到这位新上任的指挥员确实具备非凡的指挥才能，开始信任并接受他的安排。私下里，许世友与粟司令建立了深厚的友情，解放后，许世友甚至常常去探望粟司令的母亲，两人的关系非常和谐。然而，宋时轮将军与粟司令的关系一直不太融洽，直到两人军事生涯的后期，依然存在一定的矛盾。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他们之间的分歧呢？

事实上，宋时轮在早期的山东野战军中地位极为重要，且拥有较高的军政声望。他擅长阵地防御和阻击战术，在指挥才能上不逊色于陈老总。那个时候，陈老总亲自指挥山东战区，而宋时轮作为参谋长，是陈老总的重要助手之一，许多战略决策和战术部署都离不开他的智慧。山东野战军的作战风格和战略布局，深受宋时轮的影响。

然而，1947年1月，山东野战军与华中野战军合并，粟司令成为了三野的总指挥，正式接管了军事指挥的重任。这个变化直接挑战了宋时轮的地位，尤其是在战争指挥上，粟司令逐渐超越了其他将领的影响力。这样的变化让宋时轮心中产生了不平衡的情绪，多次与粟司令的战术方案发生分歧，甚至公开拒绝执行指令。尽管粟司令为人宽厚儒雅，尽力包容和迁就这些曾经的山东解放军将领，但矛盾依然存在。1948年济南战役前夕，矛盾终于爆发。

在一次战前会议上，宋时轮因不满粟司令将十纵安排为阻击任务，提出自己的部队急需补给和休整，无法参与济南战役。这个提议显得不合时宜，甚至有些荒唐，立刻引发了粟司令和其他将领的强烈反应。粟司令当场严厉批评了宋时轮，但宋时轮并未平静下来，他愤怒地拍桌子离开了会议，甚至提出要辞职。为了避免事态进一步恶化，粟司令立即向军委报告了这一情况。很快，主席指示军委，决定解除宋时轮的指挥职务。

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当宋时轮回到自己的部队后，他经过深刻反思，意识到自己的言行不当，于是主动写了检讨信。为了稳定军心，粟司令并没有在济南战役前解除宋时轮的职务，而是决定保留宋时轮的十纵司令员职务，继续指挥部队作战，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升级。这场风波暂时得到了平息。

建国后的1955年，三野的许多名将都在授衔仪式上获得了高级军衔，粟司令被授予了开国大将称号，而宋时轮也成为了55位开国上将之一。从军事素质和战绩来看，两人都实至名归。然而，宋时轮始终对粟司令心存成见。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两人都在军事科学院工作。1958年，粟司令因一次错误批判被降职，调任军科副院长。在一次修订军事书目工作中，宋时轮故意问工作人员是否参与过鲁南战役，显然是在质疑粟司令的指挥能力。工作人员不满这一言论，反驳道：粟司令指挥了鲁南战役，这是三野的军史。从这一细节可以看出，宋时轮即使到了晚年，仍然对粟司令心存芥蒂。

相比之下，粟司令的态度显得更加宽容与温和。粟司令以品性温良著称，在解放前曾多次宽容宋时轮的行为。例如，1947年宋时轮曾擅自指挥第十纵队渡黄河，给兄弟部队带来了困难。尽管主席要求追责，粟司令却压下了这件事，并没有追究宋时轮的责任。1948年，主席提出要撤换宋时轮时，粟司令依然选择宽容，给予了宋时轮改正的机会。甚至在1950年，粟司令依然信任宋时轮，提拔他担任攻台部队的指挥官。若非朝鲜战争爆发，宋时轮本有机会在粟司令的指挥下创造更多的辉煌战绩。这些事例展现了粟司令的卓越才干与宽广胸怀，也体现了他不同凡响的风度与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