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武宗灭佛：千里佛寺难觅青缕烟，佛像布青苔，不见敲钟人
《同路郎中韩侍御春日题野寺》：“寺前山远古陂宽，寺里人稀春草寒。何事最堪悲色相，折花将与老僧看。”
东汉末年，佛教经由中亚地区西域诸国传入古代中原地区，其后在中国本土不断吸收融合中原地区的思想观念，逐渐为古代人们所接受，而发展成为重要的宗教之一。实际上，佛教在古代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并非是一帆风顺，毫无波澜的。纵观整个中国历史发展，其中就曾经发生过四次规模较大，影响深远的灭佛运动，分别是北魏时期的太武帝灭佛、北周一朝的武帝灭佛、唐朝武宗灭佛、后周时期的世宗灭佛。
四次灭佛运动皆是由王朝统治者主导的，遍及全国范围的灭佛运动，而其中规模最大，意义最为重要的正是唐朝武宗灭佛。为何在唐中后期的武宗之时会发生如此大规模的灭佛运动呢？唐武宗又是如何进行灭佛运动的？这次灭佛对佛教在中国古代的发展又有什么影响呢？
唐武宗灭佛的原因
关于唐武宗灭佛的原因，历史界有很多说法，至今依然没有统一的定论。无论对唐武宗灭佛的原因有多少种看法，其真实历史情况已经很难去复原。不过，从许多角度上进行分析，我们依旧可以对唐武宗灭佛的缘起有大致的了解。简单而言，武宗灭佛的原因大概包括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思想文化三个方面。唐武宗灭佛运动，亦被称之为“会昌法难”。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这次轰动历史的“法难”呢？
从经济角度而言，唐武宗时期寺院经济的繁盛给统治阶层带来了威胁感。具体情况为何呢？这还得从唐代的“均田制”说起。按照均田制，佛门子弟皆可获得土地，和尚30亩，尼姑20亩，并且还享受免除徭役的优惠待遇。这种情况随着唐朝前期佛教的盛行，而形成繁盛的寺院经济，几乎遍及全国各地。
同时，佛教的盛行以及寺院经济的发展亦带来很多社会弊端，特别是唐武宗时期，大唐盛世的辉煌早已不复当初，整个唐朝社会的经济发展面临很多困难。而寺院经济繁盛，拥有大量土地以及僧徒，一度造成“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遣君亲于师资之际，远配偶于戒律之间”的局面，导致社会大量劳动缺失。这对统治者而言，是难以忍受的威胁，自然会借势打压。
而作为统治者，不仅是从国家经济发展的角度上考虑，还是唐武宗个人观念，都促使灭佛的发生。 道士赵归真深得武宗信赖，开成五年秋，唐武宗刚登基为帝就“召道士赵归真等八十一人入禁中”进行崇道活动。而武宗更是迫切希望达成长生不老的愿望，这使得他相信道教， 排斥佛教。
与此同时，中晚唐时期，曾经在盛唐时期盛极一时的佛教与逐渐发展起来的儒家正统思想以及中原本土的道教，在思想文化以及宗教观念上产生激烈的争论与矛盾。而统治阶层开始重道教轻佛教，整个社会逐渐形成重道轻佛的意识常态。各方面的原因共同作用，最终导致了这场灭佛运动的产生。
灭佛之法：崇道而灭佛
唐武宗于会昌五年，正式颁布了开始灭佛的诏令。实际上，在正式颁布诏令的前几年，唐武宗就已经开始逐步实行一系列灭佛举措。
早在会昌二年的时候，唐武宗就已经开始禁止民间百姓供养佛像，没收佛寺的田地财产，甚至要求触犯唐朝刑法律例的僧尼全部还俗。不仅如此，全国范围内的僧徒，只要是不符合规章制度的僧人，都要全部勒令还俗。
在唐武宗的主导之下，各级官员颁发敕令，严格管控寺院蓄养奴婢的数量，强制要求奴婢不能削发剃度，以此保障社会下层阶级中的劳动力不流失。就在举国上下沉浸在灭佛运动之中的时候，这位崇道灭佛的唐武宗，仅在一年之后就因为服食道士炼制的丹药过多之后暴毙。而民间的灭佛运动也随着唐武宗归葬于陵逐步停止。
灭佛开启的佛寺自救之路
唐武宗的大肆灭佛，让很多信佛的俗家子弟以及佛教僧徒深刻地意识到，在严苛的法律之下，寺院香火十分容易凋敝，一旦失去了平民的香火供养，寺院经济难以为继，再难生存下去。
于是，许多僧人和有识之士开始尝试建立起一种独立的寺院经济模式，试图改变寺院经济的脆弱局面。这一背景之下，“农禅经济”应运而生，将生产劳动融入到僧尼的修行之中，使寺院僧众的供养方式从世俗供养发展成为寺院内部供养，形成开始自足的经营模式，使得寺院有了的经济基础。
经灭佛一事，佛教宗派大受冲击，“农禅经济”使得其开始自救自强之路。而面对经籍损毁，缺乏理论著作，佛教宗派不得不从中原本土文化中汲取养分。这亦是为了更好地让佛教思想得到统治者的认可，避免灭佛再发生。如此，武宗灭佛之后，佛寺开始本土化，在经济与思想上皆更好地融入中国古代本土文化。
参考资料：
《中国佛教文化论稿》
《唐武宗灭佛与佛教的本土化研究》
《唐会要》
《同路郎中韩侍御春日题野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