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肖像·历史人物：苏北挺进军中将副总指挥陈泰运

陈泰运，抗日将领，国民革命军第88师副师长，苏北挺进军中将副总指挥。字华淳。生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贵州省贵定县昌明旧治乡人。

陈泰运7岁时由通文墨的父亲陈敏启蒙，12岁入乡绅办的“三育学堂”就读，3年后转贵阳时敏小学。民国3年（1914年），毕业后考入贵阳南明中学。民国9年（1920年）高中毕业，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由于误了报到时间，只得另谋出路，后转东吴大学、中央大学就读。民国13年（1924年）6月，考入广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步科，毕业后分配到军校直属教导团任排长。民国14年（1925年），参加第二次东征，升任连长、营长。民国15年（1926年），参加北伐，编入国民革命军第2军第2师刘峙部，开赴湖南长沙，岳州、汨罗江、汀泗桥；进而攻克武汉，随后转战江西，进军江浙，光复南京，参加大小战役20余次，英勇顽强，屡立战功，越级晋升上校团长。民国16年（1927年），调任军委会上校参谋。民国17年（1928年），任钱大钧部上校参谋处长及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中队长、教官。民国18年（1929年），升任陆军51师152旅少将旅长，驻湖北襄阳。民国20年（1931年），率部驻湖北老河口。时中国工农红军贺龙部也驻附近，贺龙部奉命随军北往，军委会命令陈泰运阻击贺龙部，但他以民族大众利益为重，拒绝执行命令，使贺部安然离开湖北。

民国26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陈泰运在贵州省保安团2个团的基础上，组建预备第2师任副师长，后调任第13军高级参谋。不久，转调88师任副师长。民国27年（1938年）秋，任第8军游击司令部司令。民国28年（1939年）2月，任两淮税警总团团长，同年到庐山将官训练班深造。民国29年（1940年）5月，为苏北游击指挥部副总司令。民国32年（1943年）夏，任苏北挺进军中将副总指挥。民国33年（1944年）春，为长江下游击挺进军副总指挥。民国34年（1945年）7月，兼任淮南行署主任（专员）。自此，陈泰运一直率部转战江淮，独立苦撑8年。抗战胜利后，陈泰运以苏北挺进军副总指挥的身份，遵从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命，率部进入南京，组建南京受降签字仪式办事处，维护南京社会治安。

民国35年（1946年），陈泰运因有通共嫌疑被解职、降级，幸得何应钦及黄埔一期同学好友力保才免于死难，其部被解散后编入71军，转任71军副军长虚职，随陈明仁开赴东北。民国37年（1948年）冬赴台湾。民国38年（1949年）秋，应谷正伦邀请回贵州，任贵定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同年10月初回到贵阳，因形势突变，于12月宣布投诚。

1951年3月6日，陈泰运在由贵定到贵阳途中，因车祸受重伤，转贵定医治无效后于凌晨3点去世，时年53岁。而贵定县人民法院于3月7日却以陈泰运“带去的枪支，在沿山、旧治、昌明等地落入土匪之手，造成匪患”，错判陈泰运有通匪罪处决，半个月后的3月21日的《新黔日报》第二版即以《贵州枪决匪首陈泰运》为题作了报道。1986年3月29日和4月17日，贵定县人民法院先后撤销1951年3月7日转于第3号布告和1951年庭字第11号判决书，对陈泰运按起义投诚人员对待。1990年3月25日，相关部门为陈泰运修建坟墓并立碑，省、市有关民主党派和贵州省黄埔同学会的一些同学参加了立碑仪式，并赠挽联、花圈等。贵州省参事室副主任涂月僧致悼词，并赠挽联：卫国家曾百战熊罴，业绩合长垂青史；羡儿孙俱一时麒凤，声闻足告慰黄泉。贵州省黄埔同学会全体同学的挽联是：敌友久分明，千里邗江，同摧顽寇；是非终论定，八年战史，永记丰功。

民国26年（1937年）抗战爆发后，陈泰运调任陆军第13军汤恩伯部高级参谋长。不久，转任该军88师副师长，与师长龙茂韩率部队在武汉北方花园镇抗日。龙见敌就仓皇失措，临阵脱逃，陈则坚守阵地，派工兵连破坏平汉铁路，迟滞日寇进攻。虽该部伤亡不少，陈泰运也受重伤，但重创日寇，敌伤亡惨重，虏获战利品较多，保卫了武汉三镇。战役结束后，龙茂韩被军事法庭判处枪决，陈泰运因功得到嘉奖，调汉口将官班学习深造。结业后，调往苏北抗日前线，任宋子文部两淮税警团主任。次年晋升陆军中将，扩充部队，编为陆军第8军游击队，10月，任游击队司令。后游击队相继改为苏北游击指挥部、苏北挺进军指挥部、长江下游挺进军总司令部，陈泰运均副总指挥，同时兼任江苏省政府委员、淮南行署专员，负盐城、阜宁、灌云、赣榆、沿海各口守备之责。他治军有方，军纪严明，士气高昂。其部属在与日军作战中，虽寡不敌众、弹尽援绝，但大都自杀殉国。其部曾在连云港与敌鏖战逾10个月，大小战斗共136次。

民国28年（1939年），陈泰运率部再守连云港，日军攻打沭阳，使连云港腹背受敌，其部下守备东连岛的孙达如连长，战至弹尽粮绝，率全连跳海。徐州弃守后，宿迁告急，陈泰运抽调所属第五支队兼程赴援，官兵奋勇杀敌，殊死战累日，支队长胡文臣以下官兵与城皆亡，共826人。民国32年（1943年）1月5日，俞九舍一役，日军以数倍之众猛扑。战事激烈，伤亡惨重，陈泰运之第二纵队司令李其实被执，不屈赴水，牺牲殉国；第7支队大队长张效贤、第1支队大队长李宗文以下官兵63人殉难。

整个抗日战争中，陈泰运率部驻苏北7年多，身经数百战，英勇顽强，其左耳被炮声震聋，右臂受伤影响食指不能弯曲，仍身临阵地指挥。所部“计自二十六年（1937年）起讫三十三年（1944年）6月止，凡作战452次，阵亡军佐424员，士兵6567人”，缴获日军山炮、机步枪、弹药、车辆、器材甚多。见其部属克尽天职，牺牲殉国，陈泰运乃于民国33年（1944年）春，在俞九舍北侧购地70亩，并置墓田，亲笔撰《忠烈墓碑记》，永奉祭扫，以安忠魂，彰扬烈绩，启迪后人。《记》曰：“七八年来，沙场埋骨，忠骸散处，本副总司令惄马心伤。本年春，始相度于俞九舍北侧，购地70亩，建筑佳城，并置墓田，永奉祭扫。唯以时事所限，尚未能一一迁集礼葬也。”

自民国28年（1939年）陈泰运任职两准税警总团以来，因其战绩赫赫，深受苏准民众爱戴。龙岗镇北武庙偏西有祖师殿、破旧不堪，陈泰运曾组织镇民修葺，为镇民集会之地，民众称之为“泰运堂”。龙岗镇士民全体在庙内立《泰运堂纪念碑》一块，高6尺，宽2尺，勒石以记陈泰运功德。抗战胜利后，龙岗镇民众曾按原碑拓印碑文，连同银铸宝剑一柄，献与陈泰运留念，其子曾将碑文抄录打印复制，分送陈氏族人珍藏。

民国34年（1945年）11月29日《民众周刊》第一卷第八期，刊发戈衍棣对陈泰运部队的采访，题目：《记苏北孤军》。所谓“苏北孤军”即是战前宋子文任财政部长时所属、陈泰运所带领的两淮税警，亦即后来他所率领的苏北游击队、苏北挺进军和长江下游挺进军。戈衍棣写道：我离上海前，94军牟军长（牟廷芳，贵州郎岱人）就同我谈过，他说：“你如果去江北，你该好好地去看看苏北的孤军。他们被隔绝在敌后，奋斗了8年，给中央在苏北留下了一息奄奄的命脉，实在是难得的。他们一定有很多可歌可泣的事迹，还不为外人知道。你要用心去发掘，一定有大的收获。他们的领导人陈泰运先生和我是同学（均为黄埔第一期），他自从到苏北以后，8年中从没有请求调训或藉述职到后方来过，他新生的儿子已经8岁了，父子还没有见过面”。抗战期间，苏北发生著名的黄桥战役，是新四军与江苏省主席、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所辖部队的一次冲突性战役。对新四军而言，黄桥之战则是能否在苏北站稳脚跟的关键一仗。战役于民国29年（1940年）7月25日打响，10月6日结束。在该战役中新四军采取诱敌深入，后发制人的策略将国民革命军第89军诱至黄桥后展开反击，一举将之消灭后，新四军停止了追击，结束战斗。该战役中，韩德勤曾命令陈泰运的税警部队由曲塘南下，与其他部队南北夹击，歼灭来攻的新四军。新四军先在老叶庄、徐家桥一线击溃陈泰运税警部队的2个团。为了争取陈泰运，孤立分化韩德勤，战后新四军归还了被俘人员和枪支，得到了陈泰运在新四军与韩德勤冲突中不支持韩德勤的保证。新四军占领黄桥等地后，建立起以黄桥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并先后建立泰兴、泰县、靖江、如皋等地抗日政权。

后之论者及当时的参与者，对陈泰运在黄桥之战中的表现，是持肯定态度的。如时任新四军联抗部队司令、苏北参议会议长、中共兴东泰特区地委书记、苏中军区一分区司令员黄逸峰在回忆文章《后发制人残顽敌——黄桥决战前后》写道：“韩德勤鉴于税警总团陈泰运的部队是一支具有相当战斗力的部队……把陈泰运的军事力量牢固地绑在他们进攻新四军的战车上，利用陈泰运保卫曲塘后方，相机出击。当时陈毅同志已估计到这一种可能性，主动派我去曲塘，会见陈泰运重申前议。……在一个农民家里，找到了陈泰运司令部，陈泰运很高兴地接待我，于是我把陈毅的亲笔信交给他，他看了以后，拍拍胸脯说：‘我是不失信的，我已将我的部队部署妥当，今晚背着韩德勤，将部队调离曲塘，由此向北开往时堰、溱潼。’下午3时我便离陈的司令部，赶回姜堰向陈毅同志汇报情况。……为了答谢李明扬、陈泰运在这次战斗中坚持了中立，陈毅同志派人先后到泰州和溱潼，各赠送了胜利品的一部分——轻重机枪数十挺，作为酬谢”。陈泰运虽是国民党将领，但在关系到民族存亡的抗日战争中，敢于率兵与日寇对峙，并多次重创侵略者，是一位具有爱国心的军人。尤其是在1939年新四军东进抗日、挺进苏北期间，他任淮南行署主任、税警总团总指挥，在该部武器精良、军饷充裕的条件下，能够听从陈毅的忠告，坚持中立，为中国共产党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是起到了积极作用的。

民国23年（1934年），陈泰运在《中央日报》上看到一则《求援启示》，内容是中央大学畜牧兽医系一年级学生蒋次升，湖南湘乡人，19岁，父亲困难无力供他继续求学，写信叫他辍学回家。陈泰运核实后，每月资助10元解决蒋次升的伙食和学杂费。蒋次升毕业后考取陈嘉庚资助的赴美留学生，陈泰运又送去200元作为他赴美零用。1950年，蒋次升获博士学位后回国，曾任兰州畜牧兽医学院教务主任，现为杭州农业大学一级教授，浙江省政协副主席。他曾写信给陈泰运夫人李秀清，信中多次提及：“陈泰运在国民党的军队中是个爱国的军人，是个有正义感的军人，是个富有同情心的军人。”（资料整理自《贵州二百历史名人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