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先生在整理孙中山的思想时,曾记录过一个观点:若想稳定国内局势,就应该在武昌建都;若想实现民族的共同繁荣,就应选在西安建都;若希望在亚洲做大做强,那就应选在伊犁建都。这一论点看起来非常有道理,因为武昌地处汉地中心,交通便利,是全国最重要的交通枢纽;西安位于全国的心脏地带,是国家的中心;而伊犁则位于亚洲的中心,地理优势十分显著,可以俯瞰中亚和中东。就孙中山个人的观点而言,他更看好伊犁作为理想的都城。然而,孙中山或许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伊犁的地理位置已经发生了变化,尤其是1864年之后的变化。
在1864年之前,伊犁是新疆的中心,周围被外西北的大面积领土包围,可以说是新疆的心脏。然而,1864年后,外西北的领土被沙俄占据,伊犁一度成为边境地带。那么,作为一个国家的都城,建立在边境上是否合理呢?这无疑是一个需要深思的问题。 伊犁河谷自古以来是西域和中亚地区最美丽的地方,沙俄在侵略中亚时早就意识到伊犁的价值。这里有丰富的水草、广阔的天然牧场,还有四通八达的河流和充沛的降水量,是西域少有的拥有大片耕地的地方,因此有塞外江南之美誉。不仅仅是西域,伊犁河谷几乎是整个中亚地区最美丽和富饶的地方。汉唐时期,这里一直是中原王朝的领土。汉宣帝曾在这里设立西域都护府,负责统治西域各国;唐朝则在这里设立安西都护府,统领西域和中亚大片地区。但在唐朝之后,伊犁河谷一度脱离了中原王朝的控制,成为许多国家争夺的焦点。先后被吐蕃、西辽、察合台汗国、准噶尔汗国等多个政权统治。直到1757年,清朝打败准噶尔汗国后,才重新将伊犁纳入版图。自此,伊犁河谷再次成为中国的一部分。 在清朝统治伊犁的100多年间,为了保障当地的安全,清朝甚至从东北地区迁移了一批强悍的兵力,如索伦兵和锡伯兵来定居,这些兵力具有较强的战斗力,可以有效维护边疆的安宁。然而,沙俄逐渐瞄准了这个地区。1854年,沙俄军队进入外西北,并在伊犁河谷附近建立了阿拉木图城堡。起初只是一个小城堡,后来逐渐扩建成了中亚最大的城市。由于清朝当时正忙于应对太平天国和英法联军的侵扰,无法顾及西北的防守,沙俄趁机扩张领土。1860年,清朝与沙俄签订《中俄北京条约》,不仅失去了外东北的大片领土,而且外西北的划界权也被沙俄完全掌控。 从1862年开始,沙俄便出兵进攻清朝西北地区,双方在此地交战了两年,沙俄占领了大量外西北的领土,并多次试图攻占伊犁和喀什等地,但都被清朝守军击退。最终,1864年,双方签订《勘分西北界约记》,沙俄获得了44万平方公里的外西北土地,其中包括部分伊犁河谷的区域。尽管失去了大量领土,但伊犁的战略位置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变成了一个边境地区。伊犁作为新疆的中心已不复存在,这里的安全性大大降低,成为了一个随时可能被侵占的地方。1864年中俄划定边界后仅一年,中亚的浩罕汗国军阀阿古柏便进入新疆,迅速占领了大部分的北疆和南疆,建立了哲德沙尔汗国。面对这种局势,沙俄并没有停手,1871年沙俄攻占了整个伊犁河谷,并将其完全纳入自己的控制之下。清廷虽然对伊犁进行过一段时间的恢复,但由于多方压力,伊犁的归属问题依然未得到彻底解决。直到1878年,在左宗棠和刘锦棠等人的努力下,清朝军队成功收复了新疆。但伊犁仍然处于沙俄的控制之下。经过多年的谈判,最终签订了《伊犁条约》,沙俄继续割占了包括霍尔果斯河以西在内的大片伊犁河谷地区,伊犁的地理和战略地位继续受到威胁。 如果将都城设在伊犁,那么随时可能面临沙俄的压力。即使沙俄没有进一步扩张,只要它在伊犁边境进行军事试探或是进行其他形式的干预,伊犁将无法有足够的防备力。如果沙俄将核废料等危险物质存放在伊犁附近,面对如此不安全的局势,作为国家的都城,伊犁将极为脆弱。 因此,在伊犁成为边境后,这里就不再适合建立都城。虽然伊犁地理位置优越,具备成为重要贸易枢纽的潜力,但一旦成为边境,安全性便成为首要问题。任何国家都希望自己的都城有足够的安全保障,至少要有一块自己可以控制的区域作为缓冲区。除非能重新收复伊犁以外的外西北地区,否则在伊犁建立都城的构想是不切实际的。孙中山希望通过将都城设在伊犁来实现中国在亚洲的崛起,虽然他的愿望崇高,但强邻的威胁使得这一构想变得不现实。即便如此,最终清朝在1884年将新疆的治所从伊犁迁至迪化(即今天的乌鲁木齐),虽然迪化在许多方面无法与伊犁相比,但它的安全性远高于伊犁,因此成为了当时的妥协之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