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底,四野接到命令,开始组建兵团。这个兵团下辖4个兵团,每个兵团设有两个副司令。其中,39军军长刘震被任命为14兵团的副司令。
按理说,担任兵团领导后,通常会不再兼任原军级的职务。但刘震请求继续担任39军军长,并提出了一个非常有道理的理由:渡江后,可能会与桂系部队发生激烈的冲突。尽管四野的兵力庞大,指挥员众多,具备打硬仗的能力,但刘震的这个理由却得到了上级的批准。39军的前身是东北野战军的第二纵队,追溯到抗战时期,它是新四军第三师的主力,最早是八路军344旅逐步发展起来的部队。从部队进入东北,组建了第二纵队以来,刘震一直担任司令员,期间的战斗非常稳定。与他同期成立的其他纵队换过多次领导,比如第一纵队、第三纵队、第四纵队和第六纵队,但第二纵队一直稳定,打了很多硬仗,尤其是第五师,这支部队经常受到总部领导的嘉奖。参加完平津战役后,部队进入了休整阶段。原本第二纵队有一名副司令,是吴信泉。在组建兵团时,原纵队的政委被调任为兵团副政委,吴信泉也改任为政委。他之前就有丰富的军政经验,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期间,他曾经一肩挑起军政职务。 当部队南下进入中南时,上级决定将第49军145师的政委谭友林调任为39军的副军长。谭友林出身红2军团,曾在土地革命时期担任过师政委,抗战期间曾担任过新四军四师的旅长,而刘震曾在四师担任过第四旅的旅长。两人交往并不算多,1941年谭友林就调到延安学习,而刘震在反顽战役后,部队损失战斗力,随即调到第三师麾下。两人无论是资历还是职务,都在土地革命和抗战时期是旗鼓相当的。抗战结束后,他们都投入了东北作战。谭友林担任了359旅的副旅长,主要参与二线的剿匪任务。而刘震则继续担任第二纵队司令,带领部队进行机动作战。直到1948年3月,谭友林才从地方部队调任新成立的12纵担任师政委。1949年4月,随着39军的改编,第二纵队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政委被任命为兵团副司令,副军长职务则改为政委。此时,谭友林刚刚加入39军。最初上级并未要求刘震兼任39军军长,他主动要求继续担任。也许上级认为,39军当前并没有合适的军长人选,如果从副军长提拔一位刚空降到部队的干部,由于对部队情况不熟悉,可能会影响南下作战的战斗力。干部空降往往会面临了解不深的问题,容易导致上下不和,进而影响战斗力。从客观角度来说,部队确实需要一位能够领导并具备强大战斗力的干部来担任军长。但由于新任干部与部队关系还不熟,往往会面临沟通上的障碍,每位主官也有自己的作战方式。例如,韩先楚接任第三纵队司令后,政委制定了作战方案,但他没有采用,而是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最终,双方未能达成共识,甚至需要上级进行裁定。这种情况使得部队内部产生了分歧,执行起来也就容易出现偏差。所以,团结是部队的首要任务。 不得不说,刘震与部队之间有着深厚的感情。他在兼任军长后,因身体原因需要留在武汉休养,对于谁来担任新的军长,他一直非常关心。最终,他推荐了政委吴信泉接任,认为吴信泉非常了解部队,且长期担任军政职务。他还认为,谭友林继续担任副军长,将会有助于部队的稳定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