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历法变革，与民国成立紧密相关。但阳历的推行，却一波三折。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于南京宣告成立。当晚10时许，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宣誓就职，他当即发布《改用阳历令》,以当天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月元日。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乘火车赴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图为他在上海火车站与送行人员合影

次日，孙中山发布《改历改元通电》：“各省都督鉴：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经由各省代表团决议，由本总统颁行，订于阳历正月十五日补祝新年，请布告。”在这里，用阳历岁首作为元旦，以取代千百年来实行的旧历新年作为元旦的传统，同时以正月来称呼阳历一月，显示出弃用旧历改用新历之决然。

沪军都督陈其美积极响应，通令上海以阳历元旦为新年节日，举行庆祝，他指出：“民国百度维新，亟应及时更用阳历，期与世界各强国同进文明。”但意想不到的是，他的倡议遭到冷遇。

1月13日，孙中山发布《临时大总统关于颁布历书令》，令内务部编印新历书，编撰原则：“一、政府于新历十二月前，编印历书，颁行各省；二、新旧二历并存；三、新历下附星期，旧历下附节气；四、旧时习惯，可存者择要录存，但吉凶神宿，一律删除。” 由此可见，彼时推行新历，与传统阴历依然并存。

中国图书公司印行的民国元年月份牌

彼时的中国图书公司反应迅速，即刻发行《中华民国元年月份牌》，图案中间为孙中山像，左右分别印着阳历和阴历。不几日，各类月份牌的大型广告牌便出现在上海街头醒目位置，各个壁报栏也贴满了月份牌广告。此年历还随所购商品赠送，深得人们喜爱。

不久，民国政府教育部接管了清廷编撰历书的机构钦天监，及其所属的建国门南泡子河旁观象台和西交民巷算学馆，组建编历机构中央观象台，时为教育总长的蔡元培推举曾留学欧洲且精通历法编算的原内务部疆理司司长高鲁为观象台长，主推新历编制事项。高对推行阳历十分赞赏，民国刚宣告成立，他便将自己的生日换算成阳历日期。

上海补祝纪元新年之景象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第二年12月27日，北洋政府国务院发布第34号院令：“时至岁首，各官署人员，均应给年假┉┉自1月1日起至3日止，停办三日。”1914年1月24日，袁世凯批准北洋政府内务部总长朱启钤提交的《定四季节假呈》，并发《政府公报》第618号文称：“拟请定阴历元旦为春节┉┉凡我国民均得休息，在公人员亦准给假一日。”从此，旧历新年被正式确定为春节。

据1915年1月6日的《申报》报道，1915年元旦，北京“警察厅与市政公所提倡阳历新年，特在各处点缀美丽景致，以资鼓舞人民游兴，藉以化除旧俗。如正阳门外珠市口，当中建有五色电光花彩牌楼。开放先农坛，任人游览祭器。中华门内开放临时市场，所有商贩、艺剧等项莫不云集，并有茶棚、咖啡馆，热闹非常。古物陈列所减收瞻览票价一半，以便游人参观天府秘藏异宝┉┉在此三日，所有商铺一律挂旗结，京城地面，气象一新。”

1914年印行的儿童宣传画“新年准备”

民国政府推行阳历的举措刚有些起色，却因袁世凯和张勋后来之行为与主张踩了急刹车。1915年12月31日，谋求帝制的袁世凯宣布恢复旧历，申令1916年为洪宪元年。1917年府院之争后的7月1日，张勋复辟，溥仪重新“登基”，当日“下谕”宣布废除阳历重启旧历，恢复大清年号，并将这一天改为宣统九年五月十三日。复辟仅十二天后即破产，民国历法也自然恢复与延续，但“阴阳历之争”仍持续博弈。

在反对阳历的声浪中，靠耕种为生的广大农人成为主流。为此，自1920年代初开始，教育部民众读物编审委员会及各省农矿厅印行《国历二十四节歌》，作为“劝农浅说”之类的普及读物，向农家讲明新历的好处，并将二十四节气与新历结合，编成歌谣，以使农家适应、接受和使用新历。

《国历二十四节歌》书影

其中道：“农业和天时有密切关系，我们从前所用的旧历，很不适合季节，所以要三年两头闰一个月。但是习惯的二十四节，倒是很方便，也很正确的，现在政府废除旧历，改用新历，农家多不能实行，他们以为改用新历之后，乡间用惯二十四节，在每年的几月几日，很不容易计算，不过这种见解，实在大错特错的，因为把这二十四节，按照新历计算，比按照旧历计算，更容易得多，改用新历之后，无论那（哪）一年，每月都是有两节的，从一月到六月每月的六号同二十一号，是逢节的日期，从七月到十二月，每月的八号同二十三号，是逢节的日期。虽然有时也许早一两日，或迟一两日，但最多相差不过两日。”

歌中唱道：“改用国历真方便，二十四节极好算。每月两节日期定，年年如此不更变。上半年来六廿一，下半年是八廿三。诸位读熟这几句，以后宪（历）书不必看┉┉”

民国街头卖新年历

1924年适逢甲子年，高鲁台长特意将这一年刊行的《民国十三年历》做了两项改革，一是废除以往兼而有之的旧历日期；二是日序排列改为从左至右，装订线在左侧，这对于习惯旧式线装书的读者而言很不习惯，无疑引起很多人的强烈不满。任上不足半年便去职的山东省长龚积柄呈文国务院，对《民国十三历》大加批判，并通电全国倡议恢复旧历。

1926年7月，北京“大帅府”的张作霖，命令教育部转令中央观象台，要求历书上附载当时民间私编私售并颇为流行的所谓神煞、宜忌等内容，并允诺如果编制此种历书，日后将按月发放观象台员工薪酬。无奈之下，中央观象台只好应允，但除编制附载神煞内容的历书之外，依然坚持编辑正式官历，内部人员称前一种为“通俗历书”，借此避人口实。当时投奔到南京北伐军政府的原台长高鲁闻讯后，认为自己的“老东家”竟为五斗米折腰，愤懑不已。后来有人发现，“通俗历书”在台里库房大量堆积，市面上鲜有售卖，想必张大帅对此毫不知晓。

上海培成女子学校元旦旅行

改用阳历后，各省军政及学界普同庆祝，俱用阳历，而民间及农商各业仍用阴历，不少粗通历法之人自编传统历书在城市街头与乡村集市售卖，很多民众也多依照阴历生活作息。当时民间流传着阳历新年是“民国之新年”“官家之新年”，而阴历新年则是“国民之新年”“百姓之新年”的说法。

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此后继续推行阳历，并努力废除旧历。1928年5月7日，内政部向国民政府呈文说：“民国建元，先总理首改正朔┉┉民众习于故常，迄今十有七年，对于国历，除官厅照例表示遵循外，一般社会、几不知国历为何事。去年钧府再申明令，颁发国历，仍不免于阳奉阴违，沿用旧历┉┉非废除旧历无以普用国历。”因此建议：“严禁私售旧历、新旧历对照表、月份牌及附印旧历之皂神画片”“对于旧历节令，一律不准循俗放假”“一切旧历年节之娱乐、赛会及习俗上点缀品、销售品，一律加以指导改良，按照国历日期举行。”11月8日，行政院召开会议通过了内政部这一提议。一个月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中央对普用新历废除旧历协助办法》，通知各级党部，协助政府废除旧历，推行新历。

民国时期上海街头卖年历的小贩

1929年阳历新年的头一天晚上，张学良在奉天（今沈阳）自己的别墅，举办儿童岁暮联欢会和“除夕”庆祝新年舞会。是年7月2日，国民政府发布543号命令：“以后历书自不应再附旧历，致碍国历之推行”，并通令各省市政府一律遵行。是年7月和10月，国民政府及行政院又两次下发训令，“必须完全采用阳历年月日，不准有任何阴阳合历的痕迹。”

据1930年1月4日出版的《北洋画报》记载：1930年阳历新年的前一天晚上，为庆祝新年，天津“西湖饭店贺年跳舞大会，人山人海，全津中西闻人全数出马，利市百倍，实为开张以来未有之盛，跳舞至天明始散”“大华饭店上座率亦极盛，无数大小团体举行新年宴会，均早订座，几有挨班排宴之概况。中原酒楼，上座亦满坑满谷。”

上海印行的民国月份牌

同年6月26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又通过《推行国历办法》六条，其中第一条要求：“移置废历新年休假日期及各种礼仪点缀娱乐等于国历新年。”如贺年、团拜、祀祖、春宴、观灯、扎彩、贴春联等，一律移置国历新年前后举行。“由党政机关积极施行，并先期布告人民一体遵照办理，废历新年不许放假，亦不得假藉其他名义放假。”

1931年元旦，南京城内果然一派新年气象。各机关、各单位放假三天。白昼，大街小巷贺年、团拜的人流熙熙攘攘，舞狮子、玩龙灯的队伍川流不息。入夜，爆竹声此起彼伏，观赏灯会的人们摩肩接踵。而到了旧历新年（春节），整个南京城一派寂静，夜晚更是鸦雀无声。

但除首都南京等少数城市外，各省庆祝阳历新年有名无实，甚至原封不动。周传铭所著《济南快览》云：“济南虽为省城，然其习俗仍多古朴而少改革┉┉岁时伏腊，仍重阴历。阳历则除各机关及有数之大商号举行团拜及互相送贴以资点缀外，一般市民，几不知有阳历年也。”1933年1月26日，《上海报》刊登《废历元旦与国历元旦》的署名文章，指出阳历元旦形同虚设，“同是元旦，便觉得国历不如废历。”这客观反映出民间普遍认同旧历新年，而忽视阳历元旦的彼时现象。

1935年1月1日，她翻开日历第一页

1943年，西迁重庆的国民政府又组织人员讨论草拟了《中华民国礼制》，其中规定：元旦，各地放假三天，悬旗志庆；国民政府于当天上午集会纪念，举行团拜礼；各地军政机关则分别集会庆贺，地方召开各界代表庆祝大会，提灯游行；民间过元旦，则准依各地风俗，自由庆贺。因种种原因及时局限制，这部礼制实际并未施行。

前面提到的《国历二十四节歌》，其最末一句云：“只等大雪冬至到，把酒围炉过新年。”今日读来，应景正当时。

(本文配图均为历史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