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南北朝后期,中国西北地区崛起了一个势力强大、影响深远的士族门阀集团,这个集团被历史称为关陇士族。北周、隋朝和唐朝的皇族几乎都出自这个士族门阀,更不用说一大批贵族和豪门了。可以说,关陇士族几乎在当时的政治格局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深刻影响了当时的天下局势。
然而,强大的关陇士族不仅给国家带来了强大的政治力量,也成为了皇权的巨大威胁。因此,隋朝和唐朝的开国皇帝,隋炀帝和唐太宗,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打击关陇士族。然而,隋炀帝与唐太宗的打击策略和结果却大相径庭,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呢? 首先,隋炀帝在位14年,实际上有近12年时间都不在大本营长安,而是在外巡行,甚至在晚年迁都至扬州。这种做法有多重原因,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他想摆脱关陇士族的束缚。虽然长安是关陇士族的根基,但它同时也是隋朝的政治中心。隋炀帝常年远离长安,虽然短期内能减少与士族的接触,但也意味着他放弃了整个隋朝的根基。尤其是当他将都城迁到扬州时,不仅断送了隋朝的北方根基,最后还导致了隋炀帝的覆灭。 与隋炀帝不同,唐太宗始终坚守长安,稳住了大唐的根本。唐太宗深知,士族门阀的时代已经开始衰落,只有稳定全国的局势,才能为打击关陇士族创造有利的条件。唐太宗的策略是逐步巩固皇权,确保国家的稳定,然后再进行政治改革和打压士族势力。 再来看隋炀帝的打击方法,他主要依靠了北齐和江南的士族来抗衡关陇士族。例如,他的五贵中就有两位来自江南,一位来自北齐。但实际上,北齐和江南的士族早已衰落,而关陇士族正处于上升阶段。隋炀帝用老旧的士族力量去对抗新兴的强大势力,这样的做法无疑是逆历史潮流而行,注定了失败。 与隋炀帝不同,唐太宗则依靠庶族地主来打击关陇士族。唐朝初期,庶族力量最具发展潜力,他们代表了最广泛的社会阶层。唐太宗通过提升庶族的地位,让庶族成为打破关陇士族封锁的重要力量。唐太宗的做法顺应了历史潮流,也显现出他坚定的决心与魄力。 隋炀帝打击关陇士族的手段主要有两种:一是加强科举制度,然而这一举措的效果是长期的,短期内难以见效;二是通过巡行和迁都,提升北齐及江南士族的地位,这种做法治标不治本,且容易激起关陇士族的强烈反击,最终酿成了江都宫变,导致隋朝的覆灭。 与此相比,唐太宗在打击关陇士族的同时,一方面继续加强和完善科举制度,提升庶族地主的地位,另一方面,他通过修订《氏族志》,给关陇士族保留了很高的地位和影响力。但唐太宗也明确改变了皇权与士族的关系,采取了论功行赏的方式,使得士族的权力不再是固定的,而是随着皇帝的需要和表现而调整。这一变化为后来的唐高宗和武则天提供了有力的政治基础,使得他们能够在治理国家时更好地限制士族的权力。唐太宗的策略成功地改变了皇权与士族之间的关系,使得士族的权力逐步受到皇权的制约。最终,唐朝能够在长期的统治中有效控制士族门阀的影响力,为唐高宗、武则天等人的统治提供了坚实的政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