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肖像·历史人物：工商界知名人士陈职民

陈职民，工商界知名人士，贵州省商会理事长，贵州省工商联主委员。生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二月，贵州贵筑县（今贵阳市）人。

原籍广东高州茂名。陈职民幼人私塾，后入乐群小学堂，之后人贵州省官立法政学堂学习。民国初年，赴广州寻兄，入广州光华医学院牙科学习。民国4年（1915年）毕业回黔，在贵阳开设第一家牙科诊所，是当时贵阳名噪一时的牙科医师。行医十余载后，陈职民于民国17年（1928年）去医从商，在贵阳开设鸿昌隆百货商店。因其见识广，善交际，又有名望，不久被推为贵阳百货同业公会主席，从此步入工商界上层。

民国24年（1935年），贵阳县商会召开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陈职民被公推为贵阳县商会主席，成为贵阳工商界的头面人物。此后，陈职民将主要精力服务于商会各项事务，把自己的商行交给外甥姚仲武全权处理。民国28年（1939年），陈职民出任贵州省临时参议会参议员。民国30年（1941年）10月贵阳设市，县商会亦随之改为市商会，陈职民当选为贵阳市商会理事长。民国31年（1942年），贵州省商会成立，陈职民又当选为理事长。民国35年（1946年），被工商界推举为省参议会参议员，贵州省政府也聘其为参议。民国36年（1947年），西南商界要推选一位“国大代表”，陈职民被公推为贵阳地区候选人。贵阳解放前夕，陈职民参加贵阳市民众临时治安委员会，任临时治安委员会财务组组长，与贵阳市民一同维持社会秩序，迎接人民解放军入城。

贵州解放后，陈职民任贵阳市第一、第二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并被选为协商委员。1950年，任贵阳市工商联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1951年，当选为贵阳市副市长，后兼任贵阳市反革命案件审查委员会、增产节药运动委员会、扫盲工作委员会、公债推销委员会及宪法草案讨论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并先后被任命为省、市财经委员会委员。1952年5月，陈职民与孙序九、戴子儒、廖映九、刘瀛初、孙起延、何镕昌等7人在北京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同年12月，民建贵阳市分会筹备委员会成立，陈职民任主任委员。1954年，当选为贵阳市工商联主委，1956年4月和1959年7月，分别当选民建贵阳市第一、二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同年，又当选省工商联主任委员、中华全国工商联常务委员、民建中央委员和贵州省政协常委会委员等职务，并于1956年和1958年两次被选为贵阳市副市长。期间，他致力于自己分管的各项工作和民主党派的活动，发动工商企业组织公私合营，鼓动工商业者投资于贵阳饭店、贵州投资公司、房产公司等；解决私营厂、店资金不足的困难，帮助其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劝导违法工商业者坦白交代，积极补退。1953年12月，党和国家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陈职民在动员会上要求各行业积极开展学习，领会文件精神。他通过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为1956年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做出了榜样，促使私营资本纳入了国家资本的轨道。

1960年12月，陈职民赴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接着又参加民建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全国工商联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陈职民在返筑途中，突然发病，抵筑后因病情加重逝世，享年67岁。归葬于贵州省革命工作人员公墓。

陈职民早年行医时，遵从“医者仁心”的职业道德，努力发挥自己的专长解除患者病痛，他镶牙治病，对穷苦患者只收取药资不收诊金，因此倍受患者的感佩和公众的好评。他在施展医术之余，还刻苦钻研药学，最终成功研制出一种治疗牙痛的特效药水，很受患者的欢迎，就连省外患者也纷纷来函求购这款特效药水。

“九·一八”事变后，人们抵制日货焚烧日货，贵阳学生查封了从沪运筑的大量邮包。不少会员到商会反映此事，陈职民一面组织筹备商人抗日会，积极负责检查日货，造成爱国声势；一面找人与当局交涉，最终省军政当局同意由全部邮包商家按件数之多少，共同罚款5万元，一部分作为抗日会经费，其余作军饷，较为圆满地解决了这一事件。民国26年（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陈职民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以商会席的身份兼任贵州全省各界抗敌后援会募捐部副部长，为献金、义卖、抵制日货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尤其是在抵制日货方面，县商会里以他为代表的贵阳士绅积极捐款捐物，不惜牺牲自己的经济利益抵制日货，用各种方式支持政府抗战。如民国30年（1941年）开展的“一元献机”运动中贵阳市商会分担各同业公会捐款共计15万元。在劝募捐献滑翔机运动中贵阳市商会又捐献滑翔机6架。在他倡议和号召下，贵阳市工商界与贵阳市其他民众团体一道，在贵阳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在抵制日货、打击日货销售的同时，陈职民领导的贵阳市商会还积极提倡国货。民国31年（1942年），商会号召广大市民购买国货，他在《贵州商报》上题词：提倡国货，富国便民。

民国28年（1939年）2月4日，18架日军轰炸机入侵贵阳上空，对这座不设防的中国西南边陲城市进行了狂轰滥炸，在以中华路为中心的商业繁华区共投下炸弹129枚，致使贵阳城内的精华之区毁于一旦，成千上万民众的身家财产顿时化为灰烬，陈职民开设的商店也被炸毁而损失殆尽，但他强忍愤怒和悲痛，联名贵阳受灾工商者，以县商会的名义向国民政府呼吁，请求发放贷款救济，以图恢复贵阳工商业。时贵州省政府主席吴鼎昌允诺贷款100万元，并指示须将受损情况调查呈报。陈职民便立即组织贵阳县商会配合其他相关组织参与调查工作，积极救灾赈灾，力图恢复遭到严重破坏的贵阳工商业。

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贵阳因战局的转变，成为抗日的大后方，省外工商企业、机关、学校纷纷迁人，人口一下子骤增，工商业发展报速。出于地方保护主义和自我保护意识，陈职民以“交换兰帖”的方式，与省内工商人士张荣熙、赖永初、伍效高、张慕良、吴鲁钦、夏少锡、文范久、蔡森久等结成“十人团”，以巩固自己在工商界的地位，借以控制工商各行业。由于陈在贵阳工商界与各方联系甚广，以致有“非除不能统一工商界”之说法。因此，在民国31年（1942年）成立的贵州省商会联合会上，他又顺利当选为理事长。他积极筹组《贵州商报》和商人俱乐部。民国33年（1944年）11月底至12月上旬发生“黔南事变”，国民党军队准备实行“三光”政策的焦土抗战，陈职民闻讯后，立即与省临时参议会议长平刚等协商，向各方呼吁制止，迫使当局放弃了这一计划。

1949年11月上旬贵州解放前夕，国民党贵州地方官员见大势已去，匆匆逃离省城贵阳，贵阳处于无人管理的“真空”状态。一时间，土匪肆虐，强盗盛行，市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此时，陈职民与张彭年、郭润生等贵阳各届有影响的人士立即站出来共同协商，拟建立“贵阳市民众临时治安委员会”，以维持地方秩序，保护民众生命财产。11月11日，贵阳市民众临时治安委员会成立，公推卢焘为主任委员，张彭年、郭润生为副主任委员，陈职民任临时治安委员会财务组组长，与贵阳市民一同作好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人城的各项准备工作。1949年11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先头部队开进贵阳城区，解放了大西南的第一座省会城市。此前，陈职民等人代表贵阳市各界民众走出贵阳前往龙里迎接人民解放军。在12月18日召开的贵阳市各界人民庆祝解放大会上，陈职民等17人被推举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为新生政权的顺利接管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资料整理自《贵州二百历史名人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