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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时期天水佛教造像特点

天博

佛教自东汉传入我国之后，历经数百年的发展，在南北朝时期已成为中原民众的一种普遍信仰，佛教文化的发展为后世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艺术瑰宝。天水作为古丝绸之路西出长安的第一个历史重镇，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节点城市，在佛教文化传播的过程中，起到了西通西域、东达中原的重要作用。境内遗存的北朝佛造像兼具东西两个方向的文化特征，并融合了陇东黄土高原特有的风格，深刻反映了北朝时期天水地区的佛教状况，同时，对中国佛教艺术的发展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

文献记载，早在西晋时期，高僧竺法护就曾在天水境内重译《普曜经》。长安高僧帛法祖则常年在关陇一带弘扬佛法。十六国时期，随着麦积山等石窟的开凿，前来天水的高僧日益增多，高僧玄高来到麦积山时僧众已有百余人。《高僧传》中还记载了秦州籍高僧僧隐先在秦地出家，后从玄高学禅，又西游巴蜀，东下江陵，备穷经律，使“禅慧之风被于荆楚”等。

佛造像作为佛教遗存，与当时的宗教信仰、礼拜形式以及社会活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侧面生动、具体地反映了佛教的传播过程，是这一时期佛教繁荣的佐证。北朝佛造像在遵循佛教仪轨的准则下，又浸染了中国文化气息，从而创造出了新的中国样式，其造型古朴纯实，艺术价值极高，对研究北朝的佛教文化具有重要的作用。

北周统治者除武帝宇文邕于北周后期灭佛外，同样皆崇信佛教。秦州历任刺史尉迟迥、赵贵、宇文广等都是虔诚的佛教信仰者，在他们的倡导和保护下，天水佛教继西魏以后继续弘扬。北周时期，石刻造像雕刻精细，人物造型较为准确，注重衣饰雕刻，线条流畅，佛像形体壮硕丰腴，内容丰富。造像塔佛龛形制变化多样，出现帐形龛、阙形龛、华盖式龛等，丰富而精美。艺术风格的转化，为初唐盛大壮阔之审美格调开了先声。北周造像在风格上，无论主佛还是菩萨，女性的形象渐渐消褪，说明南朝之风的影响减弱，而北地的质朴、雄浑、粗犷、尚武精神，则随着国力的强盛而再次占居主导地位。其风格不再是“秀骨清像”，向“丰满圆润”转变，但圆润中仍有清秀的余韵。

北周造像上承北魏迁都洛阳以来形成的“秀骨清像”之余韵，下启隋唐造像“丰腴圆润”之先河。总的看来，造像神态端庄恬静，形体敦厚挺拔，服饰简洁流畅，具有一种珠圆玉润的美感。

▲北周拉梢寺摩崖大佛

▲北周四面佛造像

图注：天水市博物馆藏。该造像为柱式四面雕，上有屋脊，四面均刻一佛二菩萨二弟子，龛内为尖拱形龛，主佛居中，身穿通肩大衣，端坐佛台之上，作法说相，而侍立在两侧的菩萨是站立在出淤泥而不染的莲台之上，下有力士承托，主佛及菩萨之后侧为二弟子，总体格局相似，但是在具体形象的刻画上又不尽相同，四面佛像各具风采，脸型、坐姿、佛台、衣纹处理不尽相同，在统一中求变化，这种石造像属小型纪念碑雕刻。

▲北周四面佛造像

图注：天水市博物馆藏。为柱式四面雕，四面均刻一佛二菩萨二弟子，龛形为尖拱形龛，主佛居中，身穿通肩大衣，端坐佛台之上，作法说相，二菩萨站立于佛两侧，头戴化佛冠，身披大衣，佩璎珞，作说法状，二菩萨身后有二弟子，着僧衣，光头，作听法状。四面佛龛内容一致，佛、菩萨、弟子及布局衣饰相同。

▲北周石雕菩萨立像

北周，兴国镇下王峡出土。菩萨高髻宝冠，面带微笑，上身袒，戴项圈，着斜披内衫，下着裙，胸前饰长璎珞，右臂举于肩前，手内持一物，左臂下垂手持巾带，亭亭玉立于一圆莲台上，莲台中刻莲瓣，两侧刻双狮。无论造型或雕刻技艺，都具有很高的艺术和审美价值。

▲北周王文超石造像碑

图注：秦安县出土，碑高96厘米，宽43 厘米，厚12厘米。四面雕刻，四龙蟠交式碑首。碑阳额刻“还缘寺”，下开方形大龛，内雕一佛二菩萨，大龛两侧各开一小龛，龛内各雕一坐佛。碑阴上部方形大龛，内雕一佛二弟子，大龛两侧各开一小龛，左侧龛内雕维摩诘，右侧龛内雕文殊。碑两面及左右侧刻发愿文，首起北周“保定四年二月庚寅朔十四日”，并有供养人王文超及家人二十多人的题名。这些造像题记不仅为研究当时的历史、民族风俗提供了极为重要的依据，也是难得的书法史料。其书法兼有汉隶、魏碑笔意，字体刚健，秀美，堪称书法珍品。

▲北周三级造像塔

图注：花岗岩石质，方形底座，上刻覆莲纹；塔分三层，下大上小，逐级收分，每层四面开龛，龛内造像共12面，为释迦牟尼修身成佛，弘扬佛法，教化众生的题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