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二年七月，一份加急文书送到了南京皇宫。朱元璋打开了信。信的内容很简单：鄂国公常遇春在柳河川病逝，年仅四十岁。

这位皇帝在朝堂上失声痛哭。他甚至为此停止上朝。让他崩溃的原因不只是失去了一位将军。他感到了恐惧。十几年前，他和躺在棺材里的常遇春一样，都是安徽凤阳的农民。他们那时候唯一的愿望是吃上一顿饱饭。

人们习惯神话历史人物。书里说徐达运筹帷幄，说常遇春是战神下凡。剥去这些光环，真相非常残酷。他们不是天生的军事家。他们是一群被饥饿逼入绝境的人。他们在死人堆里学会了如何活下去。

元朝末年，淮右地区发生了大旱和瘟疫。土地干裂，庄稼枯死。徐达和常遇春在那时只是普通的农户。他们没有宏大的理想。他们造反不是为了国家，而是为了生存。肚子饿了就要找吃的。不拼命就是死。拼命或许能活。

这是最原始的逻辑。这个逻辑成为了他们早期的动力。正规军打仗是为了军饷。正规军败了可以逃跑。这群农民军没有退路。他们身后是饥荒。退一步就是全家饿死。

常遇春在采石矶之战中表现得像个疯子。他独自拿着长戈冲向元军的楼船。元军无法理解这种行为。士兵通常会计算风险。常遇春不计算风险。他在抢夺生存的机会。这种不要命的打法击溃了元军的心理防线。

人们疑惑这些不识字的农民为何懂兵法。答案在土地里。打仗是种地的延伸。

农民靠天吃饭。他们必须了解自然。徐达把这种经验带到了战场。他观察芦苇的倒伏方向。他能算出水深。他能算出淤泥的厚度。他闻风的味道。他能判断火攻的时机。这不是书本上的知识。这是一个老农在判断何时灌溉、何时收割。这种直觉比兵书更实用。

他们没有文化。这反而成了优势。

常遇春攻下了苏州城。他看到了张士诚的龙椅。那把椅子镶金嵌玉，极尽奢华。读书人会敬畏皇权的象征。常遇春没有敬畏。他觉得椅子硬，坐着不舒服。他让人把龙椅劈了。他用那些名贵的木头炖了肉。

这个举动震惊了文人。这展示了他们的本质。他们不关心皇权富贵。他们只关心锅里的肉。这种实用主义让他们在战场上没有包袱。他们只追求效率。怎么快就怎么打。怎么狠就怎么杀。

命运索取了代价。

这两位帝国功臣的结局早已注定。常遇春透支了生命。他像一根两头燃烧的蜡烛。他四十年的人生都在冲锋。大热天卸甲贪凉导致他一病不起。这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他的身体看似强壮，实则千疮百孔。他为了吃饭耗尽了所有能量。

徐达活得久一些。他活得更加艰难。天下安定了。只会打仗的将军成了皇帝的隐患。那个“赐蒸鹅”的传说流传很广。徐达背上长了毒疮。鹅肉是发物。皇帝赐给他鹅肉。徐达明白了皇帝的意思。他含泪吃下了鹅肉。

这是一个残酷的政治隐喻。当年的兄弟情义让位于君臣权力。徐达必须小心翼翼。他要收敛锋芒。这种精神上的折磨比战场的刀剑更痛苦。

我们现在回头看这段历史。我们看到的不是光芒万丈的英雄。我们看到的是两个被时代裹挟的苦命人。他们用了十几年时间。他们从庄稼汉变成了王侯。他们身上的泥土气从未洗净。

旧社会把他们逼成了神。旧社会也吞噬了他们。所谓的军事天才，只是一群被逼到墙角的人。他们在求生。那些辉煌的战功下面，是无数个渴望吃饱饭的农民。他们化作了江南稻田里的泥土。

这就是历史的底色。这里没有浪漫的传奇。这里只有生存的法则。饥饿教会了他们杀戮。恐惧教会了他们谋略。他们赢得了战争。他们输给了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