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成都1月15日电(单鹏)近日，一部深挖地域货币文化、耗时十余年潜心研究的学术专著——《四川钱币史》在成都正式出版。这部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著作，系统全面地梳理和展示了从古蜀到民国时期三千多年间巴蜀地区历史上的重要钱币，展现其独特的发展脉络。

《四川钱币史》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供图

“了解历史最直观的材料就是钱币。”近日在成都接受采访时，《四川钱币史》作者、四川大学古典学系专职副研究员马明宗道出其研究初心。作为历史学出身的研究者，他认为钱币因其易得性、连续性和时代烙印，是触摸历史的绝佳媒介。

在四川十余年的求学生活，让马明宗发现“天府之国”钱币文化自成体系的特性。“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四川钱币的独特性并非昙花一现，而是自古至今一脉相承。”他表示，这种贯穿性，成为他决心撰写一部四川钱币通史的核心动因。

独特的地理条件塑造了四川独特的“钱币圈”。在马明宗看来，“蜀道之难”造就的相对封闭的盆地环境，犹如一个“世外桃源”，使其文化(包括货币文化)保留了较强的延续性与独特性。无论是统一王朝时期，还是割据分裂时代，四川的货币都常常与众不同。

从蜀汉的“直百五铢”、成汉的“汉兴”钱，到前蜀、后蜀的铁钱，直至明末张献忠大西政权的“西王赏功”金银币，这些地方政权铸造的钱币无不烙印着深刻的四川特色。在北宋时期，全国使用铜钱，四川却长期作为“铁钱流通区”，其版别、折值、管理体系皆与全国迥异，并由此催生了世界最早的纸币“交子”。

马明宗在书中以重要篇幅剖析了“交子”在四川诞生的背景。他认为，“交子”的出现绝非偶然。北宋初期，四川继承后蜀的铜铁钱并用制度，中央政府又将本地铜钱大量外调，最终使其成为铁钱专用区。铁钱价低笨重，而彼时四川(尤其是成都)商业发达、交易额巨大，对轻便货币的需求极为迫切。加之川西铸钱地因王小波、李顺起义受影响，铁钱供给不足。多种因素叠加，迫使民间“交子铺户”创新发明信用票据，最终演变成由十六户联保、后收归官办的“交子”。

“‘交子’是一种比较纯粹的、现代意义上的纸币。”他强调，“交子”具备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和储藏职能，其分界发行的制度设计在当时已属先进。这一创举不仅影响了南宋的“会子”“关子”，更通过宋、金、元的纸币实践，对世界金融史产生影响。马明宗指出，从公孙述铁钱到“交子”，再到南宋四川铁钱面额不断增大而体积未增，实质是货币信用化、符号化的一贯逻辑体现，直到民国时期成都民间商铺广泛发行“代用券”，仍是这种创新精神的余绪。

写作这样一部贯通三千年的专史，难点重重，不仅需论证“四川钱币史”这一概念的学术正当性，还要在史料中爬梳剔抉。此外，研究秉持“从实物出发”的原则，需处理大量考古发现与传世钱币，常常面临“有史料无实物”“有实物无史料”或二者矛盾的复杂情况。

尽管困难如此，《四川钱币史》仍通过扎实的实物与文献互证，取得了具有突破性的成果。例如，关于“太平百钱”的铸造地，学界曾有江南之说。但书中展示了成都出土的“太平百钱”铜铸模(钱模)，结合近现代著名钱币学家、钱币收藏家罗伯昭的论证，力证其为蜀汉政权在成都铸造，并影响了东吴的币制，澄清了学术史上的一段公案。该书还披露了不少新材料，如对四川地区民国“代用币”的系统介绍，多来源于以往学界关注较少的民间收藏。

这些历史梳理与学术考辨，廓清了巴蜀货币的发展脉络，并为当下激活这一文化遗产提供了依据。马明宗认为，从三星堆的海贝、江口沉银的“西王赏功”钱到“宝川局”遗址，四川丰富的钱币文化是一座尚待开发的富矿，可通过多项举措激活其文化价值，例如鼓励各类博物馆举办高水平钱币专题展，设计面向青少年的古法铸钱体验活动，开发蕴含“摇钱树”“连体花钱”等四川特色钱币元素的文创产品，将其承载的吉祥文化与民俗信仰融入现代生活。

《四川钱币史》的出版，为公众打开了一扇理解四川历史脉络与文化特质的新窗口。“放眼全国乃至世界，能在两三千年中，几乎每个时代都在货币金融上有所突破和创新，这是非常罕见的。”马明宗说，“这正是四川文化创新创造精神在货币领域的突出体现。”(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