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65年沙俄边境流亡者的憔悴身影，到1910年北洋新军操练的昂扬姿态，十余张老照片串联起晚清四十余年的风雨变迁，共同拼凑出一个王朝落幕前的多元图景，映照着大变革时代里，中国社会从庙堂到民间、从边疆到内地的真实面貌。

这是一张1865年沙俄方面拍摄的流亡至沙俄边境的清朝百姓群像，画面共6位清朝人，有站有坐——3人疲惫地席地而坐（其中一人手攥着赶路用的长杆），3人倚着行李站立，神情皆显憔悴倦怠。

他们身着清末底层百姓的粗布短褂与长裤，衣料破旧起皱，部分人留着清朝标志性的发辫（其中一位站者的辫发清晰可见），另有几人发型凌乱，显是流亡途中无暇打理。众人身上、身旁堆满简陋行囊，照片左下角有俄文标注“В.В. ЛАНИНЬ”，应为沙俄拍摄者或记录地点的标识，侧面印证这是俄方视角下的流亡场景。

这是光绪十年（1884年）新就任的总理衙门大臣合影，六位大臣身着清代官服，端坐于传统宅邸的庭院前，身后簇拥着属员，身后的雕花门楣、太湖石透着晚清官僚府邸的规制，此时正是“甲申易枢”后，慈禧太后调整中枢机构，这六位是新组建的总理衙门核心成员。

1884年（光绪十年），慈禧借中法战争战局不利，发动“甲申易枢”，罢免以恭亲王奕訢为首的原军机处、总理衙门班底，改组总理衙门，图中六位正是新任命的大臣，庆亲王奕劻（前排居中），这是他首次进入中枢机构，此后逐渐成为晚清宗室重臣；其余五位（张荫桓、廖寿恒、许庚身、徐用仪、孙毓汶）多为熟悉洋务、外交事务的官员。

这是1900年代天津的一张摆拍合影，由驻津法国兵拍摄，照片中两位身着军装的法国兵坐于前排，一人手持烟斗、姿态松弛，尽显征服者的随意；后排及两侧的三位中国女性身着素色长褂，肢体姿态拘谨局促。

这是1909年美国地质学家托马斯·张伯林与其子罗林考察中国时，在四川遂宁蓬溪县槐花镇记录下的集市老照片。

青瓦覆顶、旧木板拼贴的墙面透着质朴，村头老槐树下的夯实土路成了集市场地，数十位裹着头巾、身着粗布短褂村民聚在此处，有人站着低声交谈，有人蹲地歇脚，几位村民围聚的摊位旁，能看到几只幼小猪仔的小巧身影，正是农户待售的家畜；摊位边堆着简易器具，把乡村集市的生活气息拉得格外真切。

一张室内肖像照，主角是晚清官员张荫棠，他端坐在一把简约的西式木椅上，身形挺直却不失松弛，左手搭在圆形矮几边缘，右手轻放于膝头，面容清瘦，唇上八字胡、颔下短须的样式是清代官员的典型装扮。

张荫棠是晚清最后一任驻美公使，同时以“查办藏事大臣”身份赴藏，在藏期间，他弹劾贪腐的驻藏大臣有泰，大力整顿西藏吏治；同时推行新政——筹备近代学堂、开设医院、整顿财税体系，试图强化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管辖，抵御英国对西藏的渗透，其改革被称为“张荫棠治藏”，是晚清维护西藏主权的重要实践。

这是一张记录1910年北洋陆军训练的照片，还原了清末近代化新军的日常训练风貌。

训练地点是军营外围的开阔沙质平地，后面可见连绵的低矮山丘，山丘前矗立着一栋多层近代建筑。

数十名士兵正进行队列行进训练，动作呈现同步的迈步姿态，左腿前伸、右腿蹬地，身体微微前倾，双手握持步枪抵于肩侧，阵型虽未完全严丝合缝，但已显露出西式操典的规整性；左侧边缘有一名士兵动作幅度稍大，疑似队列标兵。

这支部队脱胎于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编练的“新建陆军”，是清末最早全面效仿德、日军事制度的近代化军队，1910年代初已发展为“北洋六镇”（清末陆军的核心主力，约7万兵力），是当时中国战斗力最强的武装力量。

这是晚清阳江地区的官员家庭合影，中间的孩童是右侧武官的女儿。

拍摄者美国医生威廉·赫维·多布森回忆，这个小女孩曾因一次吃下五磅猪肉引发严重不适，最终在阳江福曼纪念医院被多布森医生救治。

这是1905年连州教案后，当地清政府官员与美国驻广州领事馆人员的联合调查合影。

1905年的连州教案是晚清严重的传教士遇袭事件之一，当地民众与传教士冲突中，包括医疗传教士马赫（Machle）的妻女在内共5人遇害。事件发生后，清政府为平息美国方面的抗议，令当地官员与美国驻广州领事馆人员联合调查——这张合影正是调查期间的会面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