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重要时期,民族关系错综复杂。总的来说,处理民族关系的方式无非是“战”与“和”。不过统治阶级内部在“战”与“和”的选择上往往产生激烈的讨论,持战者认为边疆民族“远荒之地,凶惶之俗,难以德绥,可以威制”,且其强则入寇,弱则顺服,因此和蕃非久安之计。主和者则多以和好边族可使“烽燧不惊”、“野患息民”,内外“致和宁然”。在唐朝时期,统治者借鉴汉代以来数百年和亲政策经验,并根据唐王朝国内外客观形势需要而确立了“和亲”政策。
和亲的目的
终唐之世的和亲,无论是唐王朝还是边疆民族,均从自身利益出发,具有很强的目的性,功利色彩相当浓厚。从唐王朝角度来看,和亲服务于政治需要。李渊和亲突厥之初,为取得其支持,甚至不借称臣于始毕可汗,并与突厥约“征伐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高祖借其力而入平京师”。而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统治者为早日平定乱军和亲回绝,不惜牺牲百姓利益,约“土地人众归我,玉帛、子女予回绝”。
对于边疆和亲民族而言,则大多将经济利益放在首位。边疆民族由于自然条件所限,其对中原农业民族所生产的物品有着极大的需求,又中原丰富的物产也剌激着边疆民族的贪欲,而与中原王朝和亲则是其获得经济利益的重要途径,且获利较多,又安全,边疆民族乐意为之。吐蕃强求与唐和亲,正是看重唐经济之发达,正如《西藏王臣记》所说,松赞干布如果娶到唐公主,则中原“所有美满的物质荣华,都能如磁石吸铁般地吸收过来。同时,边疆民族也希望通过与唐和亲,得依大国威灵,寻求庇护,傲视诸蕃。
和亲政策的实施
高祖李渊起兵之初,建立了独立的割据政权,然由于群雄割据,天下未定,自身实力有限,为获取突厥的支持,实现夺取天下之目的,李渊遣使送女妓给突厥始毕可汗“以结和亲”,“引以为援”,并称臣于突厥,此举使李渊从突厥获得百名士兵和千匹战马的支援,这对提升李渊政权的实力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其统一全国打下了基础。
虽然送女妓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和亲,甚至有研究者称其为“美人计”,但在当时割据政权林立,战争不断的背景下,送女妓无疑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其意义不逊于公主远嫁的和亲。 到唐太宗时期,和亲表现为四种形式:
其一,赐婚给归唐少数民族将领,以作嘉奖。这类‘和亲’通常对于大局影响不大。其二,唐与吐蕃和亲稳定局势,集中精力讨伐辽东。其三,太宗借和亲控制吐谷浑。其四,唐与薛延陀和亲,为解除其对唐北部的威胁,通过许婚绝婚,薛延陀瓦解,唐北部边患得以解决。
唐高宗至唐睿宗时期,与唐和亲的民族主要有吐谷浑、吐蕃、后突厥。到唐玄宗时期,与唐和亲民族的数量增多,主要有突厥、吐谷浑、突骑施、契丹、奚、宁远、于阗、南诏等8个民族政权,和亲地域扩展到东北、西域等地区,和亲民族也由游牧民族发展到农业民族,而且对外之和亲,大多为玄宗主动许婚,唐朝和亲也达到顶峰。
结语
和亲政策不仅可以调整唐与和亲民族之间的关系,也可以调整边疆民族之间的关系。因此和亲政策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我们要充分肯定。毕竟和亲以其独有的特质,在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之中,增进了民族情感,强化边疆民族对中原王朝的认同感,增强了统一多民族王朝国家的向心力与凝聚力,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不过,无论是唐王朝,还是边疆民族政权,都将“和亲”作为获取自身利益的一种策略,相互之间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利来则和,利尽则战,甚至将和亲作为离间对方的一种手段,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因此,对唐代和亲政策,我们应当客观认识,不能仅“扬其长”,也要“不避其短”,全面看待方为上策。
参考文献:
《中国边疆民族史》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汉唐和亲研究》
《中国古代和亲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