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说过：“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唯读书则可变化气质。”

说起来，曾国藩就是一个寒门子弟靠读书而逆袭的典型例子。

作为晚期的中兴重臣，唯有曾国藩一人独享两个称号，一是和左宗棠、李鸿章的贵人——胡林翼并称为“曾胡”，二是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为“晚期中兴四大名臣”。

但殊不知，拥有如此尊号的曾国藩，却本不是个读书的料。

年轻时，曾国藩为考取功名在家苦读。可他的家族500年来还没出过一个当官的，他的父亲更是考了一辈子，才考到个秀才，可以说家族里就缺读书的基因。

一日，有个飞贼摸进了曾家的房梁，可曾国藩却在朗朗背书，丝毫没有发现贼人的到来。

那贼人本想等到曾国藩背完书去休息，再下来偷盗。可没曾想贼人等到深夜，曾国藩却因为有段文字迟迟背不下来，就是不肯歇息。

贼人无奈，从房梁跳下，对曾国藩说：“这段书有何难？要背许久！”说完，便一字不落地背诵给了曾国藩听。

说罢，便扬长而去。

曾国藩受此刺激，更加发奋读书。后来，曾国藩考秀才6次落榜，七赴考场，直到28岁，才在会试中登第。

此时的他名列三甲第42名，算是入仕了，可清政府连个进士身份都不给他，只是给了个“同进士出身”的名号，就是按进士的身份对待，却不是进士。

按我们现在的话讲，假设公务员、事业单位和合同工是同一场考试，分别对应清朝科举的前三甲，那么曾国藩就是公务员考不中，退到合同工的待遇。

虽然算是同样经过了考核，但是同工不同酬，地位也不同。

尽管寒门出身，仕途起点低，却不影响曾国藩人生的一飞冲天。

曾国藩算是典型的大器晚成，30岁进翰林院，43岁才组建了湘军，58岁才做了直隶总督，60岁做两江总督。

无奈人生巅峰即暮年，62岁的曾国藩便与世长辞。

可如此一位大器晚成的中兴名臣，却是毛主席的榜样。

毛主席曾说：“予于近人，独服曾国藩”。

而后人整理了曾国藩的家书，才发现了曾国藩寒门逆袭的秘诀——读书。

他在给儿子的家书中就写道：“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唯读书则可变化气质。”

果不其然，曾国藩的两个儿子——曾纪泽、曾纪鸿听从父亲读书的家训后，皆是成才。

其中，作为长子的曾纪泽成为了中国第二位驻外公使，是清代著名的外交家。

次子曾纪鸿就有点可惜，他通天文、舆图，著有《圆率考真图解》等清代数学著作，只可惜英年早逝，不然可能称为中国近代的数学大家。

而曾家的崛起，皆因曾国藩一人。但曾国藩的出身，在我们今天看来，就像极了那些留守乡村的孩童。

据2021年的统计，中国尚有留守儿童902万，其中有90%分布在较为贫瘠的中西部地区。

这些留守儿童大多数是被祖父母管教，因为父母大多外出务工。他们从小得到的教育条件堪忧，而他们的父母更不重视教育问题，甚至把他们的学习定义为“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就好”。

父母的理由是：寒门难出贵子，不如早日外出打工。

寒门难出贵子，这是一个数千年来的社会难题。但因为这些留守儿童的父母不重视教育，以及教育条件的缺乏，让留守儿童们“被动”地成为了读不好书的“问题青年”。

他们因此进入了恶性循环，父母不读书，儿女少读书，寒门依旧做寒门，轮回不已。

他们在性格上有缺陷，在沟通上有障碍，在思想上容易有偏差。因为读书少，他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都不完善，很容易误入歧途。

但他们不是读不好书，而是缺书读。

因此，慈善界认为：培养青少年的读书习惯，是改善社会的当务之急。当留守儿童获得更多的阅读机会，就会打开他们的学习兴趣。

届时，会有更多的青少年因获得足够的教育和知识而“明事理”，社会则会因更多人“明事理”而提升整体素质，这个素质又包括学识与处世，那么整个社会将进入良性循环。

我们国家的发展战略思想是“科教兴国”，读书、多读书、读好书就是其中的基础。

因此，若能给留守儿童多一本书，打开他们的学海与新知，那么这个社会多一个有学识的年轻人，就会少一个问题青年；多一个高素质的人，中国的崛起就会“多一格油”。

我们不奢望人人都是曾国藩，但愿留守儿童们都能如曾国藩一般，通过读书改变命运。

用现在的话说，就算不能人人本科生，起码争取人人都能至少中专或以上，人人都有一份技能。

人人皆能，则振兴更有望。这一切，需要从一本书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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